1938年12月的重庆，笼罩在浓雾与硝烟交织的阴霾中。
刻律德菈站在朝天门码头，看着搬运工将她的最后一批行李——两个装着书籍和文件的木箱，一台老旧的打字机，以及那套从西班牙带回的简易暗房设备——从船上艰难地扛下。嘉陵江与长江在此交汇，浑浊的江水裹挟着上游带来的泥沙，也裹挟着整个国家的流亡与希望。
“阿姨，这里就是重庆吗？”卖花小姑娘牵着她母亲的手，仰头看着陡峭的石阶。女孩名叫小梅，在上海时失去了父亲，现在随刻律德菈辗转来到这座山城。她的母亲王氏是个沉默的妇人，只会用感激的眼神看着刻律德菈。
“是的，这里暂时是我们的新家。”刻律德菈蹲下身，为女孩整理被江风吹乱的头发，“但要记住，这里也不安全。”
她的话很快应验。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吸引了国民政府机关、外国使领馆、文化机构、逃难民众……人口从战前的三十万猛增到百万。这座依山而建的城市，街道狭窄，房屋密集，在日军眼中是绝佳的轰炸目标。
安顿下来的过程充满艰辛。刻律德菈在临江门附近租下一栋吊脚楼的二层——房东是个开明士绅，儿子在前线阵亡，对抗日人士格外照顾。房间很小，推开木窗就能看见下方奔流的江水，对岸是层层叠叠的房屋，一直延伸到山顶。
她重新建立了“据点”：暗房设在衣柜改造的密闭空间里，无线电设备藏在床底，日记和重要文件塞进墙壁的夹层。小梅母女住在隔壁的小间，王氏帮人洗衣补贴家用，刻律德菈则继续以自由记者身份活动，为几家国际报刊供稿。
然而平静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1939年1月，第一批日军轰炸机出现在重庆上空。
那天清晨，凄厉的警报声撕破晨雾。刻律德菈正在整理前一夜写好的稿件，听到警报瞬间绷紧神经——那是她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听惯的声音，死亡临近的预告。
“快！去防空洞！”她抓起重要文件塞进随身皮包，一手拉着小梅，一手扶着王氏，随着惊慌的人流涌向最近的公共防空洞。
防空洞设在临江的岩壁内，原是开凿山体修建的仓库，战时改造而成。洞口低矮潮湿，里面挤满了人：公务员、学生、商人、苦力、妇女儿童……各种气味混杂——汗味、霉味、恐惧的味道。
轰炸持续了四十分钟。
地面上传来的爆炸声在洞内回荡，如同巨兽在头顶跺脚。每一次巨响，岩壁就簌簌落下尘土，油灯的火苗剧烈摇晃。人们蜷缩着，有人低声祈祷，有孩子哭泣，更多的人只是麻木地等待。
刻律德菈紧紧抱着小梅，感觉到女孩身体的颤抖。王氏在念经，声音细若游丝。这一刻，上海租界的相对安宁、武汉撤退时的紧迫，都变成了遥远的记忆。战争以最直接的方式宣告：在中国，没有真正安全的后方。
轰炸结束后，他们走出防空洞。眼前的景象让刻律德菈倒吸一口冷气：原本拥挤的街区变成废墟，起火的黑烟从多处升起，哭喊声从瓦砾堆下传来。救火队和担架队在街道上奔跑，如同蚂蚁在破碎的巢穴中穿梭。
“这就是重庆的日常了。”旁边一个中年男人喃喃道，他穿着被尘土染灰的长衫，眼镜碎了一片，“从今天开始，天天如此。”
接下来的几个月，刻律德菈过着一种分裂的生活：白天，她是记录战时陪都的记者，采访官员、学者、难民，撰写关于中国抵抗决心的报道；夜晚和警报响起时，她是避难者，挤在防空洞里听着死亡的呼啸。
1939年2月的一天，她在《中央日报》上读到一则短讯：汪精卫“因病”前往河内疗养。
刻律德菈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战场直觉告诉她，这不是简单的疗养。汪精卫——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在这个时间点离开重庆，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她立即展开调查。通过陈先生在重庆的关系网（他本人已前往香港），她了解到更多细节：汪精卫是12月18日秘密离开的，同行有其妻陈璧君、亲信周佛海等人，乘坐专机经昆明飞往河内。表面理由是“养病”，但携带了大量文件和财物。
“他在河内见过日本人。”一个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告诉刻律德菈，“是影佐祯昭，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中国通。密谈了好几次。”
刻律德菈的心沉了下去。她想起1937年在上海，自己曾偶然录下黄浚叛国的证据，其中就提到“汪先生”。那时还只是怀疑，现在怀疑正在变成现实。
3月21日，香港《南华日报》刊登了汪精卫的《举一个例》一文，公开为其对日“和平”主张辩护。3月30日，更爆炸性的消息传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艳电”，响应日本近卫文麿的对华声明，公开主张与日本“和谈”。
那天下午，刻律德菈在重庆街头亲眼看到愤怒的学生焚烧汪精卫的画像，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一个老教授站在路边，泪流满面：“辛亥元老，党国元勋，竟然……竟然……”
回到住处，刻律德菈摔碎了茶杯。她在狭小的房间里踱步，像被困的母狮。
“软骨头的玩意儿！”她对着空气怒吼，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文混杂着咒骂，“一战的塞尔维亚都快亡国了，国王带着军队在山里打游击，也没有投降！俄国革命时，临时政府再怎么软弱，也没有和德国单独媾和！这个汪精卫，身居高位，手握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