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A的救济餐袋子还在地上躺着，火鸡腿孤零零立在井盖上，像某种行为艺术。但牢A根本没心思管这些，他盯着黑色猛禽的方向，整个人像被美杜莎瞪了一眼，石化了。
李根认识牢A的时间不算长，但这位语言班永久学员给他的印象一向是嘴比脑子快，全身没有哪个零件是闲着的。像现在这样整个人宕机的情况，李根头一次见。
“那人谁啊？”
牢A的嘴唇翕动了几下，终于把那个名字从嗓子眼里拽了出来：“周德彪。”
“谁？”
“周！德！彪！”牢A几乎是用气声在吼，“漂亮国华人圈最狠的讨债公司老板，外号行走的I-9表格。看谁不顺眼就给移民局写举报信，一写一个准。经他手被遣返的人，比他公司正式员工还多。”
李根顺着牢A的视线再看过去。那个男人四十出头，保养得很好，下巴刮得铁青，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整个人像是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唯一不协调的是他手里拎着的那根高尔夫球杆，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他拎球杆干什么？”
“那是他的名片。被那根球杆敲过的人都说，周德彪谈业务的风格是先用球杆敲三下门，然后再问你要钱。开门慢了，第四下就敲在膝盖上。”
“有这么夸张？”
“我亲眼见过。”牢A咽了口唾沫，“去年有个福建老板欠了他三万块，躲在唐人街的地下赌场不敢出来。周德彪拎着球杆在赌场门口的高尔夫练习场打了三天球。那老板透过窗户能看到他，一个球一个球往靶心上打，每打一个就看一眼赌场门口。第四天那老板自己走出来还了钱，还多付了两千精神损失费。”
周德彪没有让他们消化太久。他把球杆往肩上一扛，迈着看起来悠闲实际上每一步都踩得很稳的步子，朝丁胖子广场走来。目光在广场上缓缓扫过，像在巡视领地。几个正在分拣易拉罐的流浪汉不约而同停了手，低头往旁边挪。卖电话卡的印度小哥把音量调低了三分之二，假装整理货架。就连那个常年躺在长椅上用报纸盖脸睡觉的白人老头，都悄悄掀起报纸一角瞄了一眼，又把报纸盖回去，假装自己不存在。
然后周德彪停下了。他的目光落在留学生公寓的方向，停了大约五秒钟。那五秒钟漫长得像是五个世纪。
牢A发出一声类似于被踩到尾巴的猫的**。
几乎在同一瞬间，牢A的手机响了。他低头看了一眼屏幕，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那速度比甜甜圈追上来加微信的时候还快。
“我房东。说有人来公寓找我，让我马上回去。”
李根犹豫了两秒。然后把两袋救济餐往路边一个认识的长椅流浪汉怀里一扔，说了句“帮我看着”，拔腿跟了上去。他不是不怕，而是觉得如果牢A出了什么事，他一个人搬不动山田那三千页漫画手稿。
两个人赶到公寓的时候，大厅里安静得不像话。平时横七竖八的杂物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地上甚至拖过，能看到瓷砖本来的颜色。那张瘸腿的茶几上铺了块不知道从哪翻出来的白桌布，熨烫过的折痕还清晰可见。周德彪坐在唯一一把不晃的椅子上，球杆靠在扶手旁边，正在慢条斯理地翻看一本从茶几底下捡起来的过期中文报纸，姿态悠闲得像在自家客厅。
印度室友盘腿坐在上铺，笔记本电脑合上了，耳机摘了，一双大眼睛惊恐地观察着局势。韩国妹子的电饭锅蒸汽冒了一半就被拔了插头，缩在角落里假装看书，书是倒着的。山田的帘子拉得比平时更紧，但能听到帘子后面压抑的呼吸声，偶尔夹杂一声极轻的铅笔摩擦纸面的沙沙声，大概在画什么末世降临的场面。
“坐。别紧张。”周德彪放下报纸，声音不急不缓，带着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礼貌，像酒店大堂经理在婉拒一个没有预约的客人，“我又不是移民局。”
牢A站在他对面，两手垂在身侧，像个被叫进校长办公室的逃课学生：“周先生，我不记得欠您钱。”
“你没欠。你室友欠。”周德彪双手交叠搭在球杆顶端，语气平静得像在念菜单，“你室友姓陈，英文名Kevin。三个月前在我这里借了八千，利息按周算。第一个月准时还，第二个月开始拖，第三个月直接消失了。微信拉黑，电话关机，地址填的是你这儿。”
“Kevin？”牢A的表情像听到了一个死去多年的故人的名字，“那哥们三个月前就搬走了。说是在硅谷找到了工作，连夜扛着行李跑的，连押金都没要。”
“我知道。我去硅谷找过了，他填的公司地址是一家洗车行，老板说从没听过这个人。”周德彪的语气依然平静，“但问题是他留的紧急联系人和住址，填的都是你。”
牢A的脸扭曲了一下。那表情混合了愤怒、无奈和深深的后悔——我早该知道，一个连泡面都要蹭别人调料包的人，不可能只是单纯想让我帮他签个字。当初Kevin拿着表格笑嘻嘻地说“就签个名走个形式”，自己怎么就信了呢。
“周先生，我跟Kevin只是室友，总共住了两个月，他搬走后我再没联系过他。他的债跟我没关系。”
“法律上是没关系。”周德彪微微倾身，手指在球杆顶端轻轻敲了两下，“但我这个人做生意有个原则：找不到本人的债，就找本人最亲近的人。”
“他不算我最亲近的人！他甚至没给我交过网费！还偷过我半瓶老干妈！”
“那你可以帮我找到他。”周德彪从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