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升起来，肃然安静，升向福煦大道一所气派的公寓。好几个房间里挤满了人，有些人还穿着晚礼服。贝内杜切夫妇的晚宴规模不大，更多人只是受邀参加随后的派对。两个穿白制服的侍者负责斟咖啡。我靠窗站着。楼下，透过依然芳香的幽黑树木，开着头灯的车辆飘然而去。巴黎现在对我来说很美妙，甚至有些过于奢华了。带着某种奇怪的虔诚，我发觉自己在捍卫贫乏的外省生活，好像那样的生活有多特别。肯定跟巴黎的生活不同，我说，在巴黎你完全就像生活在一艘巨大的远洋游轮上。只有在小镇你才能认识一个国家，用那种源于琐碎的日日夜夜的知识。
“安娜·苏伦来了。”比利悄声说。
她是著名的女演员。我认出了她，一个巨星的残骸。小小的嘴，一张沉迷酒精的脸。她不停地用手拢起头发又放下去。她会大笑，却没有声音。一切都在沉默中——她是昔日的产品。比利还指了埃文·史密斯，他妻子是惠特尼家族的人。还有不少在时装店和出版业工作的女孩。在这里你会见到某种类型的人，有钱和品位的人。
“确实是。”
“伯纳德·帕若也来了。”
帕若是个作家，矮个子，小天使般的圆脸上留着胡子，非常胖。他的生活方式很出名，从晚上开始——整个白天都睡觉。靠吃土豆和鱼子酱为生，还有大量的伏特加。人们说他不仅看着像巴尔扎克，他就是巴尔扎克。
“他写得也像巴尔扎克吗？”
“长得像就已经够他忙活了。”贝内杜切透露说。
我偷听到伯纳德·帕若的话。他声音低沉，非常沙哑，抽着一根纤细的黑雪茄。
“昨晚我跟托尔斯泰吃饭……”他说。
他身后有好几排装帧精美的书摆放在玻璃架上，被底下的光线照得像历史建筑的正面。
“……我们谈论的都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事物。”
贝内杜切是个新闻记者，总编辑。褐色的直发有点长，蓝眼睛，掌握的知识确凿可靠。他有种只有近距离观察过大人物之后才会获得的镇定自若的不恭。他什么人都认识。房间里充满了各种奇妙的语言。有瑞士人。有墨西哥人。他妻子是个山猫般的女人。即便在屋子的另一边，你也能感受到她沉着的自信和舒缓的微笑。她是克里斯蒂娜的朋友。我在那些下午的林荫道漫步时见过她，看到她走出咖啡店。她喜欢穿针织套衫，乳房在套衫里轻柔地蠕动着，但我不觉得她在跟男人约会。她丈夫非常强势。他会把他们剁成碎片。他完全知道这样的事怎么干。
她在跟比利说话。比利非常优雅，身材修长。我注意到他两鬓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别的一切都是黄金的。雅致的金袖扣，网眼密集得像谷粒的金表带，卡蒂埃的金打火机。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话题，但肯定没什么意义，我坚信没什么意义，因为我自己就跟他有过上千次谈话。可他仍然能够把她留在那里。早年那些日子，克里斯蒂娜会对比利悄悄说，她想离开聚会去来点小小的啪啪啪了。他嘴上有一道白色疤痕，人们的视线总是落在那上头。他给她点上烟，她的脑袋略微前倾。接着脑袋直起来。他们继续说着话。我发觉她其实从来就不安静，在别人的注视下她会有些扭捏，做出些轻微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动作。
我漫步朝公寓相对安静的地带走去，那边很宽敞。天花板变得寂静起来，声音逐渐减弱。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更加古老、保守的家庭。餐室里空旷幽黑。餐桌还没有清理，桌布依然铺在上面，椅子的摆放凌乱无序。玻璃盘上还放着吃剩的干酪和对半切开的梨，已经开始发黄。窗前是一片高大植物的区域，一个噪音透不进去的温室，白天光线穿过这里会产生衍射。我能想象这个房间在悠闲的早晨散发出的那种寂静，玛利亚·贝内杜切浏览《费加罗报》和《先驱导报》时轻轻翻动纸页的声音。她穿着印花短袍，喝着用小勺搅拌的黑咖啡。她素着一张脸，双腿赤裸着。她就像一个在后台休息的演员。有人就喜欢这种寻常时刻，这种人生华丽活动之间短暂的休憩。
忽然有人出现在我身后。
“我吓着你了吗？”克里斯蒂娜笑着说。
“什么？没有啊。”
“你跳了一尺远，”她说，“过来，我想让你见个人。”
一个田纳西州布里斯托来的朋友，她边带我回去边介绍说。不用吧。但克里斯蒂娜说我会喜欢上她的，她很有趣。她嫁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法国人。她在所有坐浴盆里都放了花，她丈夫非常生气。听到这些我已经对她发憷了。
即便已经这么晚，还是不断有人走进来，别处的晚宴结束了，或者剧院散场了来露个脸。贝内杜切引导着耀眼的一行三人走进房间。一个男人和两个绝色女子，脚蹬麂皮靴，外套的腰带束得很紧。母女俩，克里斯蒂娜告诉我。他要同时娶她们俩，她说。吧台附近，安娜·苏伦听着周围的谈话，带着飘忽而清澈的微笑。她并不总是知道正在说话的是谁，眼神总落在错的人身上。她的假睫毛开始松脱了。
“你知道吗？”克里斯蒂娜说。“比利的朋友里面，你是我唯一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