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八九七年四月十日及十一日的日记
随着战争结束，西莫尼尼重操旧业。所幸的是，死了那么多人，涉及遗产继承的问题层出不穷。许多人年纪尚轻，还未想过要立遗嘱就倒在了街垒跟前，这让西莫尼尼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也赚得盆满钵满。和平是多么美好，前提是先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流血牺牲。
他的日记因而略过了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作为公证人的日常工作，仅仅提了提他在那期间从未放弃过重新为那份关于布拉格公墓的文件寻找买主的愿望。他不知道古德切当时正在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必须抢在他之前出手。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犹太人在几乎整个巴黎公社时期仿佛消失了似的。他们是在秘密操纵公社运动，一如既往地策划着阴谋，还是躲藏在凡尔赛聚敛财富，为战后做准备？不过，他们在暗中关注着共济会的一举一动。巴黎的共济会会员是站在公社这边的，而公社社员枪决了一位大主教，犹太人应该多少与之有些干系。他们对儿童都下得了手，杀大主教更是不在话下了。
正当他这么思考时，一八七六年的一天，他听见楼下有人按门铃，门口站着一位穿教袍的老先生。西莫尼尼起初以为他是常来的那位信奉撒旦教的神父，来向自己兜售祝圣过的圣体饼，但后来他朝那一头依旧卷曲有型的白发下仔细一瞧，认出了那是近三十年间未再谋面的贝尔加马斯基神父。
身为耶稣会士的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则费了好大功夫才确信，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他在对方还年少时就认识的西莫尼尼，这主要是因为我蓄着（进入和平年代后重新变回了四十岁的人常见的那种黑色的、同时略有些灰白的）络腮胡的关系。随后他的双眼焕发了光芒，微笑着说道：“可不是！你就是西莫尼尼啊。真的是你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让我进屋呢？”
他虽然面露微笑，但那笑即便我们不敢说像只老虎，也至少像一只猫。西莫尼尼领着他上了楼，问道：“您是怎么找到我的？”
“唉，我的孩子，”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说道，“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耶稣会士有多么神通广大吗？我们虽然被皮埃蒙特人逐出了都灵，但与许多圈子仍保持着顺畅的联系，因此我了解到你首先干的是公证人和伪造遗嘱的工作，耐心点听我说，但你给皮埃蒙特秘密警察交过一份报告，我竟然也作为拿破仑三世的教唆者出现在那里头，并且在布拉格公墓里密谋与法国和撒丁王国作对。不是我说，捏造得真叫离谱，但我后来发觉你写的东西全是从欧仁·苏那个狂热的反教权主义者的书中抄来的。我找过你，但听说你跟着加里波第去了西西里，后来又离开了意大利。内格里·圣弗龙将军与我们耶稣会的关系很好，在他的指点下我来到了巴黎。在这儿，我的会友们与法兰西帝国的秘密警察有不错的交情。于是我得知你和俄国人有过接触，而你那份讲述我们在布拉格公墓集会的报告变成了一份有关犹太人的报告。但与此同时我还了解到，你监视过一个叫若利的人。我便通过秘密途径弄到了一本他写的书——这本书留在一个叫拉克鲁瓦的人的办公室里，而此人在一场与准备用炸药行刺的烧炭党人的交火中英勇牺牲了。我由此发现，若利虽说也抄袭了欧仁·苏的书，你那份报告抄的却是若利的书。最后，德国的会友们告诉我，有一个叫古德切的人谈到过在布拉格公墓里举行的一场仪式，而犹太人在仪式上所说的话差不多就是你在给俄国人的报告里写的内容。不过我心里清楚，第一个版本的故事——也就是我们耶稣会士被写进去的那个版本——是你写的，比古德切的三流小说早了许多年。”
“终于有人为我说了句公道话！”
“你先让我说完。后来，在普法战争、巴黎之围和随后的巴黎公社期间，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穿教袍的人而言，巴黎成了一个危险之地。我之所以决定回来找你，是因为几年前，犹太人在布拉格公墓的这个故事被原原本本地刊登在圣彼得堡的一本期刊上。期刊介绍称，它节选自一部根据真实事件写成的小说，因而其来源就是古德切。然而就在今年，几乎相同的内容又出现在了莫斯科的一本小册子里。总之，在那边——或者说在北边，想怎么说都行——有人正在围绕日渐成为威胁的犹太人策划着什么。但犹太人对我们也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通过以色列人联盟隐藏在共济会身后，而教皇陛下现已决定对教会的所有敌人发动一场决战。所以啊，我的西莫尼尼，是时候改过自新了，你得为你在皮埃蒙特秘密警察那里开我的玩笑而赎罪。在如此造谣中伤了耶稣会后，你得对我们做些补偿。”
真可恶，这些耶稣会士比埃布特尔纳、拉格朗日和圣弗龙还要厉害，永远对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完全用不着向秘密警察去打听，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秘密警察。他们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会友，并留心自巴别塔倒塌以来诞生的每一种语言所说的话。
巴黎公社失败后，所有法国人都变得无比虔诚，就连那些过去极力反对教权的人也不例外。据说在蒙马特高地甚至建起了一座教堂，替那场无神论者的悲剧公开赎罪。所以，既然身处修复的形势中，那就还是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