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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他一边看着她，一边说道。要是换作别人，可能都会称她为小姑娘，唯有他是个例外。
他叫了她的名字，想套个近乎，姑娘却完全不为所动。于是他垂下眼帘，看了一眼阿尔芒在第一次审讯时写下的潦草笔记：爱丽丝·范登博什，二十四岁。他试着想象，一个叫爱丽丝·范登博什的二十四岁姑娘，正常来说应该是什么模样。她或许是位年轻姑娘，有着长长的脸、浅棕色头发以及直率的眼神。然而当他抬起头时，眼前所见令他几乎难以置信。这个姑娘完全不像他想象中的模样：原本金色的头发，紧紧贴在头皮上，露出大段深色发根，肤色惨白，左颧骨上有一大块紫色瘀伤，嘴角还挂着一丝干涸的血迹……惊慌而闪躲的眼神中，只剩下恐惧还能透露出她的人性。她如此害怕，此时依然在瑟瑟发抖，一副在大雪天出门时没穿大衣，双手捧着一次性咖啡杯的样子，像极了在海难中生还的人。
平日里，只要看到卡米尔·范霍文进来，就算是那些最无所畏惧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做出一些反应。爱丽丝却无动于衷，她把自己封闭起来，浑身颤抖着。
那是早上八点半。
就在几分钟前，卡米尔来到了警局。才刚到，他就已经有些疲倦。头一天的晚餐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席间来了些他不认识的人，都是伊雷娜的朋友。他们聊着电视节目，谈论着几桩逸事。卡米尔原本还颇有兴致，然而杵在对面的那个女人，让他彻头彻尾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整晚都在努力摆脱这幅画面，可是，她的眼神，她的嘴，还有那一根接一根的香烟，简直与他的母亲一模一样。卡米尔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那是段幸运的时光，母亲依然会穿着色彩斑斓的大褂，嘴里叼着烟，头发凌乱地从画室中走出来，他也常来这里看母亲作画。她是个十分厉害的女人，性格刚毅而专注，作画的笔触里透出一丝狂野。有的时候，她会完全沉浸在脑海中的画面里，似乎察觉不到卡米尔的存在。卡米尔则会待上很长时间，静静欣赏母亲的画作，观察她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那便是解开他的某个谜团的钥匙。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彼时，母亲点燃的数千支香烟还未曾向他宣战，而距离母亲诞下他这个营养不良的婴儿，也已经过了许久。最终，卡米尔长成了一米四五的个头。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最憎恨的，到底是这个把他生得像图卢兹·罗特列克苍白翻版（只是没他那么难看而已）的恶毒母亲，是那个总是倾慕地注视着妻子的温顺软弱的父亲，还是镜子里自己明明已经十六岁了，却好像永远没长大的倒影。母亲在画室里把画布堆积成山，永远沉默寡言的父亲则忙着经营他的药房，卡米尔就这样兀自摸索着，像其他人一样慢慢长大了。他不再奋力踮起脚，习惯了从下面仰视其他人，习惯了在拿取置物架上的东西时，先拖来一把椅子，还把自己的个人空间布置得像一个玩具娃娃的家。这个矮小得如同缩小版模型的人，总是不解地看着母亲叫人把成卷的巨大画布搬出画室，再送往画廊。有时候，母亲会说：“卡米尔，你过来看看。”看着她坐在矮凳上、手伸进头发里、一言不发的样子，卡米尔心里清楚，他是爱母亲的，甚至觉得他再也不会爱其他人了。
那可真是段美好时光啊，卡米尔在饭局中这样想道。他看着坐在对面的女人笑得容光焕发，酒喝得不多，烟却从没离手。在那之后，他的母亲便终日跪在床脚，把脸颊贴在床单上度日，因为这是唯一能让她在癌症中获得些许喘息的姿势。病魔把她打倒在地，他们的目光才可以平行交错，然而此时他们早已无法看透对方的眼神。那段时间里，卡米尔不停地画画。母亲早已不用画室，他躲在里面度过了漫长时光。当他终于下定决心走进母亲的房间时，却发现父亲几乎也终日跪在床脚，蜷缩在妻子的身旁，一言不发地环抱着妻子的肩膀，连呼吸都与她同步。卡米尔感到莫大的孤独，他不停地画着，任凭时间流逝，他只是默默等待。
他考进法学院的时候，母亲已经轻得像一支画笔。每次回家时，他都能感到父亲陷在沉重无言的痛苦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不少年头，卡米尔永远长不大的身子伏在案头，钻进法律条文中，同时在等待这一切的结束。
那是五月的某一天，事情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宛如一通匿名电话。父亲只是简单地说了句“你得回来一趟了”。卡米尔瞬间就明白了，从此他要独自一人生活，身边再也没有其他人。
如今他已年过四十，身材依然矮小，一张长脸令人印象深刻，头上光秃秃的，像个鸡蛋。自从伊雷娜走进他的生活，他便明白这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过往种种不断在眼前浮现，这场饭局实在是令他筋疲力尽。
更何况他的胃还消化不了野味。
大概是在他把早餐端到伊雷娜床头的那个时辰，街区巡逻警队在博内-努韦乐大街把爱丽丝抓了回来。
卡米尔从凳子上滑下来，走到阿尔芒的办公室。阿尔芒，一只身形消瘦、长着招风耳的铁公鸡。
“两分钟后，你过来通知说已经找到了马尔科，就说找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成人形。”卡米尔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