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治的信混在出版社转寄的三封读者来信中，一起寄了过来。每封读者来信都要先经过编辑拆封，确认没有恐吓内容，也没有夹刀片之类的东西才送到我手中，可似乎只有这封信逃过了确认的步骤，直接寄了过来。与其说这是编辑的怠慢，不如说是健治想和我取得联系的心意过于笃定，赋予了他的信无与伦比的好运气，避开了外界的干涉。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大作家，编辑事先没有仔细检查。
信的收件方填的是出版社的地址，信封背面写有日本海一侧一座小城市的某家医院的名字。寄件人的名字是“熊谷健”。信封上的文字很明显出自女人之手，应该是那位姓熊谷的好心人写的。信中也提到了她的名字，看来对方是把自己的姓与名都借给健治了。信纸是在超市就能买到的那种极为普通的款式，应该是用便宜的蓝色圆珠笔写的。健治的字迹生硬，下笔异常用力，字形清清楚楚地透到了信纸的背面，仿佛在彰显这个男人肉身的邪念。我拿着信，一时间茫然无措。
令我感到冲击的，不只是犯人写下的那句“您不必原谅我，我想，我也不会原谅您”，更重要的是，时隔二十五年，我再次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案件受害者。那是一种栩栩如生的感受——某种来历不明的东西近在咫尺，强势地侵犯了我的生活。首当其冲被侵犯的并非我的意识，而是生活本身，是活生生的肉体。我原本正常睡觉、吃饭，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这样的生活突然被那个东西打破、掠夺。我在它的强迫下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它的蛮横令我深深恐惧。意识往往在生活急剧变化之后才漫不经心地出现，为的是让人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我认识到这一切只是一种惊悚的个人体验——就算我把它们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选择噤口不言。
成为小说家，对我来说或许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小说家的生活拒绝任何人闯入，写小说时，我可以削尖自己，化为一件武器深深地杀入作品，无须顾及其他。
可是，健治为何会有“您不必原谅我，我想，我也不会原谅您”这种想法呢？是因为我成了一位满嘴谎言的小说家吗？我将那封反复读了好几次的信放在书桌的一角，陷入了沉思。书桌的景致因为这一封信完全变了，无论是电脑还是墙上的画、桌上的花，都失去了现实的质感，褪去了原本的色泽。那封信不同寻常。我渐渐弄不清健治究竟是谁，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谁了。
正如信中所写，我是一位小说家，笔名小海鸣海。今年三十五岁的我，十六岁便早早出道。那是高中一年级的末尾，我的处女作《犹如泥泞》被称为“留名文学史的惊人之作”。在一名女高中生的笔下，一个年轻男人残暴的性欲展露无遗，这部作品博得世人盛赞，作者和作品间的巨大反差令读者深深着迷。
凭借《犹如泥泞》摘得著名的新人奖后，我发表了一部又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更新了无数奖项的最年轻得奖者纪录。有人叫我“早熟的大家”，还有人说我是“惊艳的天才”，二十岁出头的那些年，我就在这些令人肉麻的溢美之词中度过。
我的华丽出道溅起了过大的水花，于是我竭力避开公众的目光生活。有过那种经历的我，尤其擅长隐姓埋名。渐渐地，人们似乎认定我不善与人交际，终于对我不闻不问。
我没上大学，也没有亲密的朋友或恋人，几乎连门都不出。想来我和健治一样，一直生活在孤独的囚牢中，孤僻的性格至今仍然没变。我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不养猫狗，也不喂鸟，在东京市郊靠近埼玉县的一栋公寓独居。
但如今的我，只是一个被剥除全部赞誉的普通作家。炙手可热的时候，我的收入相当可观，足以买下好几套独栋的房子；而现在的年收入，却和那些蜷缩着身子匆匆赶去车站上班的人相差无几。不是我偷懒不工作，也不是大家厌倦了成人后的我，而是因为我成了一个尽人皆知、却只能在文坛边缘立足的作家。
尽管没人当面和我说过，但毫无疑问的是，大家都在暗地里交头接耳，说我的才华已经枯竭。因为我不给文艺杂志写稿子，只是偶尔在女性杂志或通信购物公司的推广刊物等地方发些随笔糊口。我这个被健治批判以编造谎言为生的小说家，已经写不出小说了。
这讽刺的现实略微缓解了我紧绷的情绪。然而，健治出狱后寄信给我这件事对我来说，依然是沉重的打击。本以为已经埋葬了的过去，又改头换面、悄无声息地破土而出。那是二十五年前的案子了。为什么我还想隐瞒它的真相呢？不，我还有更大的疑问。我为什么会开始写小说？还有，健治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知道，无论怎么想我都得不出答案。今日的思考不会成为昨日结论的延续，我也无法为了明日的结论去挖掘今日的思考。虚无的念想只在我的身体里转成螺旋，一圈圈地打转，就像每天都有不同的风吹走地上的尘埃，把它们吹向不知名的远方一样。我忽然想起健治工作过的钢铁工厂，想起落在工厂地上的螺旋状铁屑。我有二十五年没有想起这些了。健治寄来的信也许在提醒我：是时候将那些思绪和回忆写下来了。因为这也许是写不出故事的我，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