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社会主义看似逐渐衰落、资本主义走向世界性的胜利以来，对正面意义的真正价值是否存在的怀疑开始广泛扩散。近代之后的理性、科学、主体意识等核心话语中，蕴含着虚伪性与压迫性——这种合理批判急剧世俗化，且没落为一种虚无主义；对真正价值的追求索性被看作毫无意义，对绝望与自我毁灭的沉溺却在不断蔓延。在近代，追求真正价值只能以衰落的价值为媒介，如今显然情况更加恶劣。尽管如此，认为这种追求毫无意义，无疑是一种失败主义。
李沧东的第二部小说集展示了一类艰辛追求真正价值的人物形象，令人感动。第一部小说集《烧纸》（1987年）经常被评价为未体验世代〔1〕分断小说的一种类型，还曾引发对接受萨满教的争论，不过那部小说集的主题其实是对真正价值的探索。秦炯俊准确把握了这一点，称其为“用成熟的认识拥抱传统生活”。李沧东试图与社会主义前景或者传统/现代二分法相关的理解人性的各种公式做斗争，探索如何摆脱那些公式，着眼于捕捉生活的真实。作品稀少的李沧东从未停止过这种探索，他在第二部小说集当中更加积极地摆脱了那些公式。
积极地摆脱公式，首先表现在详细审视了那些生活的真实具有一种错综复杂性的人物。例如，《天灯》中的信惠虽然是运动圈的大学生，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混乱。她对运动缺乏坚定的信念，陷入怀疑与矛盾之中，这源于她无法与劳动者或者民众融为一体。“我竭力对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想法与愤怒感同身受。然而，不论我再怎么努力，我依旧是我，终究无法变成他们。不，我越是努力变得与他们相像，越是感觉自己不够诚实，变得不像自己，感觉自己就像是话剧中的小丑一样做着拙劣的表演。”这种怀疑与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韩国小说中经常出现，因此没必要赘述，不过信惠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在单亲母亲的抚养下度过了贫困的童年，至今无法摆脱那种残酷的贫穷。她只是成了大学生而已，其余的生活条件与“他们”一样，甚至更惨。她现在为了赚学费而做着矿工村茶房服务员的工作。这个世界向这样的信惠强求一种公式。母亲强迫她将来成为小学老师，运动圈的同事强迫她成为满怀信念的斗士，警察强迫她成为潜入矿工村的鼓动者。“你们此刻正在强迫我变成不是糖某种东西”，这种抗议中蕴含着她的真实。
李沧东塑造的形象当中不乏没有谎言、没有怀疑信念十足的人物。《天灯》里的秀任、《鹿川有许多粪》里的玟宇、《真正的男子汉》里的张丙万等，皆是如此。然而，李沧东的审视却没有对准他们。《天灯》的秀任只是在回想中短暂出现，《鹿川有许多粪》的焦点对准的也不是玟宇，而是在与玟宇的见面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生混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俊植。《真正的男子汉》虽然例外地把审视的焦点对准了张丙万，却也不是直接审凯而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小说家的观察来实现的。
重申一次，这一结构特征源于摆脱公式、把握生活的真头之复杂性这种意图。李沧东在这种复杂性之中探索直正价值的方向与可能性。重新回到《天灯》，信惠在接受残酷的拷问时不断反思自己，终于意识到：
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无可救药的罪行——无法放弃自己，从未自发地努力寻找希望，既无法向他人伸出援手，也不想抓住他人的手，而且从来不曾为了自己以外的人流泪。
请饶恕我的罪过。
这种意识让她对金光培以身相许，并拿出自己这一个月来的所有收入作为因塌方事故去世〔2〕的老矿工的丧事慰问金。“她完全没有料想到自己会这样做。”这个行动的意义可以解读为利他主义和爱，重要的是，它源于生活的真实所具有的那种错综的复杂性。
《关于命运》看似普通，却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思路进行解读。这部作品通过虚假与真实的错谬构建了生活的真实的复杂性。兴南觊觎遗产，谎称是金老头的儿子光一。然而，光一只是金老头丢失的儿子户籍上的名字，儿子实际叫兴南。虽然过于巧合，但兴南其实正是金老头丢失的儿子。当兴南丢掉自己真正的名字，自称“光一”时，他是假的；当他回到自己的名字，他成了真正的儿子——这是真实。然而，金老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突然离世，只有“光一”是金老头的儿子，金兴南成了假冒的儿子。真实与虚假在此颠倒了两次。这种错谬逼疯了兴南。
通过对真实的确认，兴南的疯癫得到治愈。这种真实表现为金老头留下的古董手表。虽然兴南当初觊觎的几十亿财产全部落入他人手中，古董手表却重回兴南手中，这才是真正贵重的真实的证据。兴南对这种回归提出了以下疑问：
如果没有所谓命运之神这回事，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重回我的手中又该如何解释呢？这块旧表失而复得，不就是命中注定吗？我反复思考着，如果这是上天的旨意，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部作品的整体情节过于虚假。不过，抛开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种虚假中强烈蕴含着的作者的意图。古董手表归来的设定，来自作家对人的根本信赖。中篇《天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