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伯爵（Earl Macartney）出使中国。马戛尔尼要说服乾隆皇帝允许英国商人在中国各地经商，而不只是在当时唯一开放的口岸广东（广州）。当时，由于英国人刚刚喜欢上喝茶，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当时英方认为，只要跟中方的贸易更自由，逆差就会缩小。
这次出使完全失败了。马戛尔尼带着乾隆写给乔治三世的信回去了。信中说，天朝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跟英国增加贸易。乾隆皇帝还提醒英王，中国允许欧洲各国在广东贸易只是“加恩体恤”，“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乾隆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
由于连说服中方多进口些英国工业产品都说服不了，英国就加大印度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这导致越来越多中国人吸食鸦片上瘾。清政府见势不妙，于1799年禁止鸦片贸易。但这并不管用，因此，到了1838年，道光皇帝（乾隆皇帝的孙子）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随后的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战胜国英国于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让中国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包括鸦片。从那以后的一百年，中国人民饱受外国入侵和内乱之苦，受尽屈辱。
李嘉图挑战清王朝和亚当·斯密：相对优势vs.绝对优势
清朝最后还是被迫实行自由贸易，很不光彩。后人取笑乾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认为他观念落后，不懂得贸易的好处。然而，乾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其实跟当时欧洲经济学主流是一致的，这其中就包括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理论叫绝对优势 （absolute advantage）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如果一国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比潜在的贸易伙伴便宜，那么它就无须跟对方贸易。是啊，这不就是常识吗！既然自己生产的比对方都便宜，何必要跟对方贸易呢？
大卫·李嘉图却提出了不同看法（参见第4章）。根据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即便它生产的所有东西的成本都比对方低，就像18世纪末跟英国相比的中国一样——至少在乾隆眼中是这样。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贸易伙伴低的国家，只需要选择所有产品中成本优势最大的那个 [1] ，然后专注于生产那种产品。同理，如果一国生产什么都比别人差劲，它可以选择专注于其中最不差劲的领域。 [2] 任何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都能从中获益。
比较优势的逻辑没问题，但假设有问题
虽然比较优势理论19世纪初就提出了，但它提供了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和贸易自由化 （trade liberalization）的强有力论据。贸易自由化就是减少政府对贸易的限制。
这个理论的逻辑无懈可击，前提是我们得接受它背后的假设。一旦我们质疑那些假设，该理论的适用性就很有限了。让我们检视一下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简称HOS）版的比较优势理论背后的两个关键假设。 2
HOS假设所有国家生产能力相等，从结构上就把幼稚产业保护排除在外
HOS最重要的假设，是所有国家的生产能力相等，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使用任何他们想要的技术。 3 根据这个假设，一国专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而非另一种，仅仅是因为生产该产品所需的技术碰巧符合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 （relative factor endowment）——指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在这个假设下，一国不可能出现技术困难的情况（回顾一下第4章讲过的宝马汽车与危地马拉的例子）。
这个完全脱离现实的假设，事先就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排除在外。幼稚产业保护是所有保护主义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对经济发展有利。今日所有富国都曾经保护过自己的幼稚产业。
HOS对贸易自由化过于乐观，因为它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被无成本改造并用于任何产业
根据HOS理论，自由贸易不仅对已经实施的国家有益，对那些即将实施自由贸易的国家，也是有利无害。举个例子。钢材关税降低，进口钢材变便宜，钢材消费者就会立即获益，比如那些使用钢板的汽车制造商和买车的最终消费者。的确，短期来看，这损害了国内钢铁行业的生产者：资本家亏钱，工人丢饭碗。但他们的情况会很快好转，甚至因此获益，因为，劳资双方都可以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行业，比如芯片生产或投资银行，这些行业如今更赚钱，处于扩张中。扩张意味着它能够吸收来自之前钢铁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由于这些行业生产力较高，因此能够提供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工资。最终每个人都受益。
然而，实际情况是某个产业失去保护，该产业的大部分资本家和工人会一直受损。资本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往往会固定其物理特征。很少有能在各行业之间流动的“通用”机器或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