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好像在对死亡的沉静凝眸中，那尸身一瞬间复活——仅此一瞬，尔后再无复活之可能。“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圣人，一个受尽折磨又被处以极刑的人。”丹尼尔心想，“不过，人们经过生命的种种之后，来艺术里寻找上帝是对的，毕竟在绘画中，人们对恶的认知从态度上说是愚鲁冷漠的，从情绪上说是生气勃勃的，从情势上说是孤注一掷的，从道德上说是自以为是的。”随便吧，只要邪恶得诛，感谢什么都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世道下，在这样的时日中。即使过了很多年后，当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被世人再度提及，丹尼尔想起的还是1965年10月28日这个寂静、幽暗的夜晚。那个夜里，当他扫除了头脑中有关停尸房和酷刑室的想象，从冤魂的凄厉又急促的喋喋不休中夺回自己的头脑后，他在那个被夜色涂满了深蓝色的圆顶屋里，找到了柔软、清净和释然的自己。
一个星期之前，恰恰是死刑废止法案通过的一个星期之前，在柴郡的海德镇，二十六岁的仓库管理员伊恩·布雷迪和二十三岁的速记打字员迈拉·欣德利，两人被控谋杀十岁的莱斯莉·安·唐尼。莱斯莉·安·唐尼的尸体在两人被控前，在奔宁山脉沼泽地的煤堆里被发现。伊恩·布雷迪同时被控谋杀十七岁的爱德华·埃万斯。如果事件发生的时间稍有不同，丹尼尔经常怀疑：自己是否还会有这样一个静夜？
阿加莎·蒙德来到弗雷德丽卡所住的地下室，带利奥上学。今天轮到她送孩子们上学，她也顺便拿来了弗雷德丽卡的信件。两个信封很大，显得第三个棕色信封再小不过，第四个信封上印着小巧的维多利亚拼贴 [2] ——拼贴上是天使头像和红腹灰雀，一朵百合和一朵玫瑰。利奥正在和他连帽夹克上的拉链纠缠不休，还不准别人帮他。他在那儿皱着眉头生闷气。弗雷德丽卡当时在利奥身后，她把自己的压力和义愤以耳语的方式，嘀嘀咕咕地透露给她的好朋友阿加莎，这些有关利奥的窃窃私语就从利奥的头顶上飞了过去。弗雷德丽卡快速撕开了那两个大信封，并不是因为她急于知道信里面写了什么，而是因为她忧惧信中内容——难以名状的忧惧总是比无知和受限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其中一封信是奈杰尔的诉状律师盖伊·泰格写来的，信是通过弗雷德丽卡自己的诉状律师阿诺德·贝格比寄来的。当然，信的内容是关于利奥的——这已经不是第一封这样的信了。奈杰尔似乎正发动起一连串法务信函的持续攻击。这些信都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语言不是他的沟通媒介。他从来没有给弗雷德丽卡写过一封信，所以就算弗雷德丽卡想要一盒奈杰尔写给她的已死的旧情书来疑神疑鬼或悔恨叹惋也做不到。贝格比随信附上的便笺说奈杰尔通过律师发的这封信应当被深思熟虑。弗雷德丽卡当着利奥的面没办法明说什么，她只好拿起那把她平时帮利奥剪小纸人的裁衣剪，假装要递给阿加莎，也顺便举起那封信，晃给阿加莎看，继续压低嗓门向阿加莎暗示这封信的毁灭作用。
“盲眼的命运女神手持可憎的修剪 [3] 。”阿加莎说道。两个女人哑然失笑。阿加莎引用的这句诗让两个人都似乎好受了一点。她们俩没有讨论为什么一句诗会有缓解紧张的效用，但她们毕竟都是女人，她们两人也受同一种文化的熏陶。
弗雷德丽卡佯装凶恶地说：“一点也没错，我就是盲眼的命运女神。”
“拿出勇气来!”阿加莎出门前撂下一句。
利奥终于拉上了连帽夹克的拉链，大获全胜般拍起手来。他和莎斯基亚跟阿加莎一起离开了。
弗雷德丽卡细细地读起奈杰尔的，不，奈杰尔律师的信。
亲爱的瑞佛太太：
我经我的当事人奈杰尔·瑞佛先生授意，通过贝格比、默尔&施洛斯律师事务所几位代表您的律师，递交这封信给您。请您就奈杰尔·瑞佛先生关于你们共同的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瑞佛的福祉，所提出来的几项建议，进行考量。
首先，我的当事人请我向您明确传达这一点：目前你们两人分居，而这是奈杰尔·瑞佛先生最不乐见的情况，他迫切地希望您带着您的儿子返回到你们婚后的居所，并商谈和解。他对您在离婚申请书中所陈述的有关虐待和通奸的非难一概予以否认，并愿意真诚地向您证明：就您事先未提供任何预警、讨论，也从没为解决观念差异而尝试进行任何理性努力或友善沟通，就擅自采取的离弃行为，他也做好了原谅您的准备。
我的当事人对于您无缘无故也不经考虑就带走你们两人的儿子——前文所述的利奥·亚历山大·瑞佛一事，尤感遗憾。他认为您这样的举动对他的儿子毫无益处，利奥·亚历山大·瑞佛原本是一个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他的居住环境充满快乐气氛，也衣食无忧，他从小到大均在住家中得到几位亲属和一名慈爱管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原本将在出生地得到抚养，直至长大成人，而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将成为布兰大宅的所有人，这是他依法享有的权利。
我的当事人已经得到消息，了解到您带着孩子居住在伦敦一个贫困、环境相对不稳定的区域——包括您住在类似贫民区中的一栋公寓的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