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临时保姆的工作。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我父亲的旧同事。”弗雷德丽卡的话中满是愤慨，她回避了对亚历山大的提及。
“好的、好的。现在和你合住的是一个女人，这很好。你确定再无其他人了对吗？如果你丈夫对离婚提出异议，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调查……”
“房子里除了阿加莎，再无别的成年人了。”
“你其余的那些朋友，就是你丈夫反对你来往的那些朋友，他们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男性。”
“你确定你丈夫没有嫉妒或怀疑的动机？”
“是的，他们只不过是朋友。”
“一直都只是朋友？”
“不是，不是所有人都只是朋友。我……我在剑桥时，跟其中几个人相处过。”
“当然婚前的不节行为不能在公众道德的范畴内检视，但是却可能导致一种推测——你曾经对与多于单一男性发生性行为没有异议，那么你之后的行为就很值得质疑。”
“我在婚后没有与任何男人有过性行为，除了奈杰尔。”弗雷德丽卡争辩说。真是令人疑惑，她说的明明都是实情，但感觉自己好像在说谎，而且谎言好像会被揭穿。这大概是因为贝格比，作为她的律师，总是不情愿相信她。贝格比又一次看穿了弗雷德丽卡的想法。
“律师在本性上就是倾向于质疑别人的陈述，”贝格比说，“当然我愿意接受长久以来你对你丈夫都保有忠诚的说法。”
“这跟是否保有忠诚没有关系，”弗雷德丽卡驳斥道，“我也不确定你所指的忠诚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要说的是，我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性行为。”
“非常好!”
直到现在，弗雷德丽卡都感到她的律师并不喜欢她。有些事情她没做也没说，却是她该做也该说的。或许，她应该在他面前啜泣？最近，所有涌动的情绪都在自行枯竭，并最终让她麻木。当她还是个年轻女孩的时候，她常常大喊大哭。但现在，她知道她应该让自己更稳定，更强而有力。然而，她很明显的感受是：阿诺德·贝格比对她的麻木和坚强并不抱全然的赞赏。
回到哈梅林广场，她看到同样的两个女人坐在那里，还有同样的两个孩子在草地上玩耍。他们和弗雷德丽卡隔着铁栅栏，在上了锁的铁门的另一端。孩子们戴着亮粉红色的毛线帽，穿着看起来暖和的外套，但双腿从大腿开始便几乎是裸露的，他们正追逐着一个粉色和蓝色相间的塑料球，跑进灌木丛中，一群孩子大笑着向前猛冲。长椅上坐着的两个人，也穿着孩子气十足的衣服，高声劝诫跑得越来越远的孩子们：“要留神啊!”弗雷德丽卡坐在铁栅栏的另一侧，感觉自己像是个被关在牢笼里或捆缚于网中的野兽。她仿佛看到自己被关在铁栏杆的笼子里，底下装了轮子的笼子正在往前走，笼中的自己龇牙低吼、一瘸一拐。她自己应该是先被大树枝上撒下的捕兽网所捉获，再被丢进笼子里的。捕兽网不是奈杰尔安置的，但一股热血冲脑的奈杰尔在她身后气喘吁吁、紧追不舍，奈杰尔朝她扔出一把斧头，血从她的腰腿上喷出。那张捕兽网是用词汇编织而成的，但那全都不是能用来描述她此刻经历的词——通奸、纵容、婚前不节行为、上诉方、被告方……她尝试去解读这些词。通奸有不纯洁的言外之意，就像是掺入杂质的牛油，掺假的白面粉，甚至有一种窃取的意味；不节行为就好像在肠子和膀胱等器官失禁或肌肉不受控的情况下，身体所肆意享有的性欢愉。“括约肌的正确用途是盛装。”弗雷德丽卡想。而那些法律专有名词，所承载的是一整个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附属历史，女人就是男人的财产，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被玷污。而在自制和无节之间的，是怪异的、古老的、强大的基督教道德历史。在剑桥，性代表着自由、个性，是一种令人雀跃的自我决断、能力、选择的声明主张，是与所谓的“生物学恐怖主义”的暗流并行到几乎要汇流。弗雷德丽卡追忆着：“在那些时光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反叛中欣喜若狂，反对教条、反对布尔乔亚式的谈性色变和危言耸听、反对我们的父母亲——是刻意反对父母亲的，为反而反，总之，我们给父母亲贴上的标签是：卫道、冷血、体面。但是这些法律名词与古典的‘拘谨’‘高尚’所具有的概念也是南辕北辙的，这是在‘公众道德领域’中使用的尖刻语言，它将我作为社会成员来裁断，为我提供摆脱泥淖的方法——它提供的方法是让我融入社会，让我漫不经心地走入婚姻——因为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外是：到底要不要结婚。”
结束了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学校的校外课，弗雷德丽卡回到哈梅林广场的住所，利奥正在和莎斯基亚、临时来帮工的老保姆阿尔玛·伯德塞耶太太一起喝下午茶。阿加莎也在晚餐时间赶了回来。夜幕悄悄落下，一伙孩子在地下室的窗口前嬉闹了一小会儿，很快跑开了。阿加莎和弗雷德丽卡放下了窗帘，拉下了百叶窗，将室内营造成暧暧含光、幽幽透暖的一个空间。阿加莎开始读她写的故事：四个旅人被一个名叫亚勒里·布朗的浑身泥巴的小精灵引入了很深的一片小丛林，天也正好下起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