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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课上的讨论涵盖广泛。弗雷德丽卡觉得“校外课”之所以生动，是因为大家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是“通用语”，是普适的语言，这就是校外课中“校外”的概念，是不受学术、纪律、宗法、派系制约的。课堂上任何一个人的发言在某个极端的角度来看，完全是指向对立面的一种碎嘴、谣言，又或者是哲学层面上的歧视，但是他们为了交谈而用语言吐露出的“丝”，却巧妙地把两个极端联结起来，钩织成一张既有死结又有漏洞的“网”。这些成年人针对别人，说着或聪颖或愚鲁的话，评说着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E.M.福斯特、D.H.劳伦斯、伯金、威尔考克斯先生，就好像这些人现在是或以前曾是他们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一样。这些评论者心知肚明，当然去点醒他们一下也行。他们话题中的这六个人，有四个人其实就是语言文字的产物，是欢呼雀跃的文字傀儡，是不具血肉形体的——弗雷德丽卡提醒课堂上的讨论者注意这一点时，退休了的戈弗雷·莫蒂默说：“如果我们都要从语言文字上溯源，那么劳伦斯和福斯特其实也是活在语言文字里的——劳伦斯和福斯特不可触碰、无法交涉，我们对他们两人本身的思想论证，对比他们两人对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的思想论证，是相当偏颇也更值得怀疑的。”弗雷德丽卡发觉，校外课的学生们完全能够讨论，也的确很投入地在讨论：小说中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或“搞不好就会变成怎样的人”，这些讨论可以说是饱含批判性，也不合原文逻辑，或者是信口开河的，但这也许就是劳伦斯和福斯特“很可能也想让”读者们讨论的。正是经由这个途径，我们才学会思辨和理解。所以，引用福斯特小说中的话就是：“联结”起人们心中的散文和激情。这个“联结”，在弗雷德丽卡看来，是语言学、想象力、旋涡般的推理能力、阐释、理解，以及疑惑，所共同建构起来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带入文本之中。无业的阿曼达·哈维尔，噘着嘴唇、晃着身体说：“施莱格尔姐妹根本不是‘真正’的女人，因为她们俩都被对性爱和人际的信仰驱动着，她们由此形塑，却也扭曲了她们对事对物的回应。”“不过，这世界上的确有对性爱不明智不敏感的女性，”佩尔佩图阿修女不认同阿曼达·哈维尔的观点，“这些女性完全不具厄休拉·布兰文那种对肢体语言心领神会，从而将肢体语言与心理活动完美转译的能力。”裘德·梅森终于忍不住插嘴了：“并非总是如此。”寥寥数语的干预对裘德·梅森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可见他的确是努力言简意赅，不扰乱他人。佩尔佩图阿修女说：“对，并非总是如此，这我当然知道。”后来佩尔佩图阿修女对弗雷德丽卡说：“我让裘德·梅森最好能洗个澡，因为我不觉得除了我之外，别人会给他这个建议。”弗雷德丽卡问：“那他说什么？”佩尔佩图阿修女说：“他说，‘我喜欢我充满刺激性的强烈气味，这是我对人际近乎洁癖的一种讲究，我想让人们对我敬而远之’。”佩尔佩图阿修女继续对弗雷德丽卡说，“他的策略显然十分奏效，你对他那样的人实在没什么办法，这种人在我们女修道院的后门那儿躲着的有一大堆。”
讨论继续进行着，从一个话题绕至另一个话题。担任股票经纪人的乔治·墨菲再次提到了小说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上一次这节校外文学课讲到“战后英国文学”时，墨菲就指出许多小说家对大多数人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少。墨菲说：“小说，总是执迷于性交、恋爱、上帝和食物。我对这些小说元素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大多数人也执迷于性交、爱情、上帝和食物，但是除了这些，大多数人也执迷于工作、商品、机械和财产。可是，为什么文学课上的诸位不因为小说家泛滥地描述性交、爱情、上帝和食物，对其作品抱有藐视或轻忽的态度？相反，他们甚至会痴迷、着魔，把智力都花在与书中这些内容的纠缠上。要知道，大多数人和工作环境中的人结成社交关系，但是在这些关系中并没有人想当然地像小说家一般执迷于性交、爱情，不过，性交、爱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涉入职场合作关系中，却不是必然。”墨菲说自己对福特斯小说中的威尔考克斯先生抱有兴趣，因为威尔考克斯先生被设定为代表着工作、商业和财富的人物角色——“与莱纳德·巴斯特形成对照，”佩尔佩图阿修女说，“莱纳德·巴斯特是个粗鄙又可怖的傻瓜，不管福斯特多么尽力地把他刻画得有趣或神秘，都不改其本性。”墨菲接着说：“看看伯金和厄休拉·布兰文，他们在相爱时做了什么？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去寻觅亚当和夏娃堕落前的那一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就好像人类在机械和机制背后的创造能力和谋划能力是邪恶的，是具有毁灭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能打动我，因为他们无从想我所想。”
“至少他们知道你在床上想些什么。”阿曼达·哈维尔说。阿曼达·哈维尔显然觉得墨菲很有吸引力。“不，他们并不知道，”墨菲说，“我可以把一个最妖娆动人的姑娘搂在怀中，也完全被欲火焚烧，但我脑中仍有一部分会去担忧股票价格、咖啡种植、董事会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