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情状和光照射在阅读、思考、倒水的女性身体上时造成的照明效果，刻画记录下来。
也可能因为威基诺浦来英国时，英国正逢战事，所以他必须用英语来交流和教学，最终连思考都同样得用英语这门外语来进行。他虽然掌握了也精通英语，但这始终不是他自己的语言。 [3] 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间的威基诺浦，把注意力从数学结果上转移到语言结构上。他对罗曼·雅各布森2提出的所有语言都具有“区别性特征”这一理论产生了兴趣。但在索绪尔 [4] 看来，语言是象棋的相似物——在游戏中，语言不过是随意的符号，但被赋予了特定的正规的功能性，而近年来，诺姆·乔姆斯基 [5] 声称他已能论证出语言具有一种深度的普适结构，或者说是有一种放诸全部人类语言皆准的语法，它植根在人脑中，无法经由学习而掌握，却像心脏的跳动和眼睛的聚焦一样自然，这种语法不会被社会经验或人生历练所改变，因为它是人类生物特性的一部分，并能够将哼唱、嗡嗡声，以及千万种口音背后的思维模式，组合后建构出含义——恰如水狸生来便会筑坝，蜘蛛天生具有织网的本领，所以，人类也是一出生就有用语法来说话和思考的能力。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转换描述”等理论在1964年仍属于新的生硬的理论，有着数学一般的精确度，理解这些理论，需要依赖于对数学计算和数学结构的使用。杰勒德·威基诺浦相信，从理性角度出发，乔姆斯基的这些理论是正确的：人脑对生成和转换语言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不会被空水桶所吸走，也从不曾刻印在“白板 [6] ”上，但是却存在于大脑皮层和大脑神经元的树突、轴突、突触之中。乔姆斯基关于知识和语言的理论，刷新了旧的语法观点——另一派认为大脑被社会，被后天学习，以及偶发事件所塑造和定型。要认同语法能力既是天生的也是不可改变的，在当时，是对决定论、对宿命论的冲击，当然受到冲击还有其他的事情，因为这种新观点暗示了：遗传区别分化了人类，而不是环境。威基诺浦认识的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新观点是令人厌恶的，就像威基诺浦觉得他父亲的主意令人厌恶一样。威基诺浦在自己的学术天地中，听到了不少讨论，有的说语言是一种水晶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有的说语言是一种“乱中有序”，一种框架般的结构，形状和形式能随着环境与风气的变化而变换。从美学意味上，杰勒德·威基诺浦更倾向于认同“架构说”——语言是不断改换的、复杂多样的、变更有序的架构；而在理智范围中，他又接受“晶体说”；直觉上，也是同样的，“晶体说”比较合乎他的看法。乔姆斯基所说的人类建构语言的本能，更让威基诺浦感同身受。
威基诺浦的预期是，在遥远的未来，神经科学家也好，遗传学者也罢，或者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生，在神经元树突的森林里，在突触的链接中，能够发掘出语言的形式，能够证实：基因像是非周期性的“晶体”，对于它所控制的物质而言，“晶体”能决定事物将会演化出的结构、形状和内容。威基诺浦遥望着未来，想象着对“晶体”恒定不变的内核的理解能够达致对阡陌般的语法和语法的深层架构的理解——但以上任何一种知识，都无法确实回答出委员会提出的“到底该教小孩子和半大孩子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威基诺浦同样感触良多。
[1] 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是犹太教中认为地位仅次于《塔纳赫》(Tanakh)的宗教文献。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
[2]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昵称为扬·维米尔(Jan Vermeer)，或约翰·维米尔(Johan Vermeer)， 17世纪的荷兰画家，作品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
[3]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
[4]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
[5] 诺姆·乔姆斯基指的是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 )，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认知学家、逻辑学家、政治评论家。
[6] 白板，译自拉丁语“Tabula rasa”，是一个认知论主题。认为人生来没有内在或与生俱来的心智，也即是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都是逐渐从他们的感官和经验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