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上路了，在路上有这样的时刻：红砖房往后退去，为灰色的石头让路，灰色的石墙也渐渐出现在视线中。天空和草地的颜色也似乎随着这些灰色石块的改变而改变——在岩石映衬下，天空是更蓝的一种蓝色，草地是一种带有蓝色元素的绿色，而整个世界，在回返故土的那个北方人看来，变得那么丰盈，甚至有了液体般流淌的质感——但比液体更加严肃，也没有液体那么友善，只在真实性上没有减损。弗雷德丽卡与驾驶座上的约翰·奥托卡尔比肩而坐，约翰·奥托卡尔开着他深蓝色的车，不断吞噬着朝他们扑面而来的公路和风景。约翰惊讶的是，一个人对于回到原乡的感受竟然可以如此凶暴。沿路上看到的房舍都不是特别迷人，却有一种坚强固执的风骨，好在那些房子偶尔因蔓生植物和攀爬的玫瑰而软化了形象。“19世纪遗留下来的房子有一种气质，”弗雷德丽卡在心中说，“是一种公民性，却不墨守成规。”她把这种观感对约翰·奥托卡尔说了，他说自己来自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那是贵格会 [1] 的慈善家们规划修建的，位于埃塞克斯郡的一座20世纪花园风格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像玩具街上的一座座玩具屋，”约翰笑道，“5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里的人都那么说。虽然坚固，也配有漂亮的小花园，但我们就是想逃出来。”
弗雷德丽卡本就曾离开她北方的故乡，逃向伦敦。她一直喜欢着伦敦，喜欢她四处游走、居无定所的伦敦生活，她无法描述自己为何无法对那些灰色、蓝色和绿色产生归属感，所以沉默以对。他们正驶进约克郡谷地，灰绿色的小山坡倾斜着从路面边缘上开始升高，往天际探伸。将小山坡分割成不均匀的、如拼缀图一般的，是带有些许工业感和力量感的干砌石墙，是层层巧妙垒好的黑色平滑石块所组成的蛇行阵列，是摞压起来的一截又一截光秃秃的原木桩。“这全都是故乡的人的手艺。”弗雷德丽卡默默地想，紧接着又斥责自己这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不过那些墙是真的美。“这种技艺，这种精准。”约翰·奥托卡尔观看着这些规划整齐、修筑巧妙的岩石、礁石组成的壁垒，不由得发出感叹。“这也是我父亲常常赞叹的，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词，”弗雷德丽卡说，“我以前总是下意识地等着他这么说，他竟然一次也不落。现在我看到这些墙，这竟然也是我的观感——如此高超的技术!”
他们两人没有直接去弗莱亚格斯，而是先在途中的戈特兰德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他们到小旅馆的时候，夜色渐浓，回头望向远处荒野上的点点灯光，像潋滟动人的水光，又像是悬浮游弋的细雪。他们在小旅馆登记的时候，在住客单据上写的是：约翰·奥托卡尔夫妇。这是一个幻想、一个虚构，弗雷德丽卡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尽管她并不是奥托卡尔太太，但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他们顺着嘎吱作响的黑木楼梯走上一间吊灯垂得很低的卧房，卧房里的壁纸上满是小树枝，连床单也是同样的图案。他们在小房间里情不自禁地相拥，约翰·奥托卡尔精壮的身体对弗雷德丽卡而言，依然是有趣又陌生的，但有温热的触感，也能与她的身体契合和沟通。他们走出房间，目送最后一道微弱的天光，那道天光就在他们眼前由小山峰围成的碗里消失。初升的星光映进他们眼中，褴褛的云絮在星星的群落间纠缠穿梭。他们牵着手，他连手指都是温热的，弗雷德丽卡感到他的手指在与她的相碰时，有微微的震颤。
小旅馆里有一间兔子洞大小的黑漆漆的酒吧，酒吧里混合着啤酒、红酒和石蜡的气味。他们在小旅馆的餐厅里吃饭，餐厅的墙是桃红色的粗糙的泥墙，餐桌上钴蓝色的烛台上，点着一支盈盈的蜡烛。他们晚餐吃的是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餐桌上两人突然有点拘谨，对彼此客气。他们分享着彼此的身世，或者说部分的身世。弗雷德丽卡描述自己的父亲比尔、母亲温妮弗雷德时，用的形容词是：不因循守旧，教书匠，尊重常识；描述姐姐斯蒂芬妮时，用的词是：闪亮，聪颖，入土为安；说弟弟马库斯有数学头脑，灵敏，不好相处；她也介绍了自己：在布莱斯福德·赖德长大，在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读中学，学校风气自由，但学习内容无聊到令人窒息。约翰·奥托卡尔向她讲述的是一个在和平主义思维浓厚的贵格会社区长大的童年，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年在一家巧克力工厂担任生产部门经理，二战期间因为提出良心上的反对意见而被抛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他也说起了他的母亲，但弗雷德丽卡想象不出他母亲的面目，不过她清楚：他母亲应该是一个贵格会教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在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的文法学校念书，”约翰·奥托卡尔说，“那段就学经历还挺平顺的，我们后来去了布里斯托尔专门读数学。父母亲一开始认为我们这对双胞胎应该被分开，所以我们一个被送去了布里斯托尔，另一个被送去利物浦，但是这种强行分离并没有成功，后来我们两人都留在布里斯托尔上学。”
“你是其中哪一个？”
“我是一开始就被送去布里斯托尔的那个。”
“你觉得你们两人应该被分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