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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丽卡在延续话题。
“应该也不应该，”约翰·奥托卡尔口气平和地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把我们俩分开，但结果事与愿违。”
弗雷德丽卡本想要问：“为什么说事与愿违呢？”又觉得问不出口，她进行着“自我审查”。于是，餐桌上一阵冷清，约翰在思考着怎么把话说下去。
“一开始，我们在布里斯托尔读的并不是同样的学科，后来读着读着就读成一样的学科了，我们读的都是纯粹的数学学科。”他说完这一段又停顿了，不一会儿，话茬被接上了，“活在同一个数学世界里，用相同的思路和方法，解决着同样的数学难题。”
“你那时候快乐吗？”弗雷德丽卡问道，随后意识到不管问什么，约翰的童年经历好像都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话题。接着，是一阵更长的悄然无语。约翰·奥托卡尔边吃东西，边无法抑制地皱紧了眉头。弗雷德丽卡想起约翰曾经说过，来上校外文学课是为了学习语言，便疑惑他此刻是不是遇到了语言组织或表达上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快乐的，”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是说，情况是我们对彼此异常熟悉，你知道的。但这也是我们兄弟俩唯一了解的一件事。也因为——我们俩总是在一起，所以，我们接触不到其他的人事物。我们没有——没有各自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我们喜欢那些朋友。这是因为一种相似性，朋友们和我们都是同一类人，但是我们两兄弟需要……或者说我需要……真的需要……我自己的人生，可以那么说。”他用鼻子发出一阵自嘲的痛苦的笑声，“比如说，一个属于我的女孩，还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想法，尽管我有时候会想，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想法，如果你明明就和别人抱持同样的想法，你也不必伪装成特立独行，不然就太傻了。我们兄弟俩都很热衷地参加反核游行——就是在奥尔德玛斯顿村 [2] 的那些游行。我们和父母亲一起游行，参加的还有从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赶来的贵格会教徒们。我们投入的是比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很有意义。”他思忖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恐惧也是件好事。”
“恐惧？”
“你在那里一直游行着，你走啊，唱啊，和旁边的人勾挽起胳膊，体现出人类的团结，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是心怀恐惧的。你会担忧有些傻瓜不知会对这个世界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来，担忧一些你根本无法去想象的事情，但是你必须戒慎，必须去努力想象那些令你恐惧的事情，时时刻刻都要心怀恐惧。你知道吗？游行是你唯一能做的，不过你脑中时不时地会涌入一种认知：自己所参加的游行，最终可能无法成事，没有实效。”
弗雷德丽卡的确考虑过核弹对人类的影响。但她的思虑不是来自自保的麻木不仁，就是来自一种人类应该守护住唯一一块栖身之地的残缺信仰。她审视核弹威力时，甚至带有个人主义的愚智和盲勇，她每次只要一想到入迷，就会赶紧抽离。她对人类的群体情感是作呕的，即使她情绪中偶尔流露出共性情感这种倾向，她对此相当不以为然，极不认同也从不欣赏自己这一点。她绝对没有任何耗费个人时间参加示威游行的念头，她对示威游行的作用也持怀疑态度。她不认为自己想被牵涉进公民运动中去，但好像也并不介意去讨论抗争、抗议这些事。她迟疑着，阻止了自己对约翰·奥托卡尔的探问，只在餐桌一端，用眼神穿刺着他的外在。约翰·奥托卡尔眉头紧锁，当他感觉到她的眼神时，他抬起头来，投以微笑。他的笑容里充满柔光和明亮的暖意。弗雷德丽卡一阵目眩和悸动，她也欢笑以对，是特别爽朗的欢笑。
她想问他的不过是他是否在某一时间，以某个方式，设法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女孩，但她没胆量问。
夜间，他们的做爱像是兴致勃勃的发明创造，也像是费尽心机的合力绸缪，但少了最初的那种惊吓感，比如昨天晚上。他很快掌握到什么是弗雷德丽卡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他唤醒着弗雷德丽卡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欢唱，他显然对自己的技艺感到满意，她低吟着，沉浸在欢悦中，一遍又一遍的欢悦，一遍又一遍的欢悦。他们同睡同醒，转身面对着彼此，轻抚着对方的手和脸。弗雷德丽卡苏醒在一阵懒洋洋的活力中，她呼吸着他的呼吸，这种亲密令她和颜悦色，通体舒畅。他在她耳边呢喃着“特什”“特然”“阿兹唛”等不具实意的音节。一次又一次地，擦过她的耳畔，那陌生、低沉的欢呼，最终是平和的收尾。他入睡很快，睡得很沉。弗雷德丽卡支起身体，凝望着他沐浴在月光下的脸庞，一张变得熟悉却依然有距离感的脸，静谧、空白、洁白、美丽。像雕塑一般，与她的脸有些神似。“这就是我想要的吗？”她脑中有一个固执的、回旋的声音。弗雷德丽卡再次躺下，她伸长自己纤细的身体，去与他的身体相比相触，肤贴着肤，骨碰着骨，让两人身上残存的欢悦的余温得以续延。
他们早上在旅馆那间桃红色的餐厅里吃早餐，坐的位置刚好能看见窗外的旷野。餐厅里有其他食客，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