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则多在灌木篱墙上栖居，它们可以在重重伪装的掩护下，躲过画眉鸟的攻击。我和杰奎琳会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一块画眉鸟常用的砧石，我们可以在那块平板的砧石上收集破碎的蜗牛壳——你看——就是这一盒子的蜗牛壳。我们清点蜗牛壳的数量，仔细审视蜗牛壳纹路上的变化。”
不远处的路边，的确有一块颇大又平整的石块，石块周遭尽是蜗牛壳碎片，有的蜗牛壳几乎被敲碎，露出壳内的柱状螺旋结构，发出透着寒意的光，有的则四分五裂，像是打烂了的蛋。
杰奎琳说：“但是最近画眉鸟消失了，有的砧石已经被遗弃了。我们估计，作为食物链一环的画眉鸟惨死于杀虫剂，因为它们吃下的全都是被硝苯硫磷酯、狄氏剂、七氯毒死的表皮更加油亮的虫子，即使那些画眉鸟没死，造成的结果也是它们无法生养孵育下一代，或者生出丑陋的幼体，因为药剂中的毒素造成脱氧核糖核酸的损伤，改变了基因，这和辐射的后果是一样的——幸好，我们在这里发现的画眉鸟还健康地生活着，欢快地唱着，兴致勃勃地在砧石上啄着蜗牛壳——不过，在其他很多地方，画眉鸟都不见了。我们希望从画眉鸟留下来的这些蜗牛壳上，获知蜗牛这个种群的演变。”
弗雷德丽卡瑟瑟发抖，这段对话中，有一段令她感到毛骨悚然，那就是——人类亲手制造的死亡悄悄降落到空气、水和其他物质上，这种死亡能穿透树叶、皮毛、血肉、骨头和甲壳，这种死亡就存在于荒野的气息中，就存在于这监视着、监听着、耸立着的三个大球体所组成的无声画面中。约翰·奥托卡尔和杰奎琳·温沃聊到他们时下青年一代的恐慌和担忧，还聊到对上一代人的迁怒，约翰·奥托卡尔和杰奎琳·温沃都还年轻，所以对青年人的心情能感同身受。
弗雷德丽卡拨弄翻转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收集来的蜗牛壳。她赏看着这些迷人的盘卷和螺旋，想象着一个个生命体蜷缩着寄居在螺旋状的屋宇中，那些生命体长着触角、黏滑、反光、长着七千颗牙齿，如今这些壳的主人已经消失不见。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拾起一只只蜗牛壳，向弗雷德丽卡展示——有的是粉红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壳上只有一道线条，有的纹路复杂。他告诉弗雷德丽卡：“陆生大蜗牛有着白色的嘴唇，很可爱的、象牙白色、隐隐发光的嘴唇。”他的描述带有诗意，“哈雷克斯蜗牛跟陆生大蜗牛则很容易区分，因为哈雷克斯蜗牛的嘴唇是黑玉色的，是一种乌油油的黑色。”从他精挑细选的语言上，弗雷德丽卡看得出他真心喜欢他所研究的这种生物。
“它们把自己的历史全都背负在身上，”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从它们背上驮着的壳，你就可以读取它们的基因构成。”
“所以你是否觉得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自然选择的规律改变着物种的基因？”弗雷德丽卡问。
“不，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卢克说，“生物的演化很具迷惑性，规律很难说得清。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是确切严谨又无误的，那么经过相同自然选择压力的不同物种，基因上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同质性或同类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同的物种向我们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多态性。不同的形态依然固存，即使严苛的科学理论也指出：这些异态早应该消失殆尽。花园葱蜗牛千百万年前遗留下来的化石揭示出：它们的壳无论是从颜色还是纹路上，都不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少。”
“会不会是物种经历了不同的天择压力……？”
“我想引用培根的理论。”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在物种的多样性上，我觉得引用培根的话再适当不过了，因为我尝试去阅读蜗牛壳上脱氧核糖核酸所留下的遗言时，突然想到了培根曾经说过的话——‘所有人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寻常的疑惑：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张脸中间，竟没有相似的两张脸。’我则恰恰相反，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相似的脸？如此一来，我们即可考虑：到底二十六个字母在人们漫不经心或不予研学的情况下，被拼组成了多少难以计数的词？而且，一个叫法布里克的普通人可以用这些词写下多少接连不断的文句？我们由此可知：丰富和多样的变化，是一种必需。被缩写为DNA的脱氧核糖核酸只有三个字母，但是它却能够制造出无穷无尽的生命种类，即使是蜗牛，种类也多如恒河沙数。”
弗雷德丽卡端详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那张认真的脸。他唇上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一根根昂然挺立，像是赤黄两色相间的粗壮的短刺，和他一样充满着旺盛生命力。在那红色的柱状、茎状胡须之下，是他看起来柔软又神秘的嘴巴。他的眼眶很深，他的耳朵很尖，他有红狐狸一样的气质。他跟弗雷德丽卡可一点也不相像，尽管他们俩毛发的颜色大略相近——“如果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这四个人，可能会误以为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和我有亲缘关系。”弗雷德丽卡心想，她忍不住朝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报以微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也朝她微笑，但不是全然对她笑，他脑海中还想着蜗牛和脱氧核糖核酸，他应该是对她、蜗牛和脱氧核糖核酸一起笑吧。弗雷德丽卡别过头，向约翰·奥托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