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丽卡说她没有太多兴趣，勉强也就一种——文学，可她相信自己学新东西学得很快，也对每件事都抱有好奇心，她很确定。帕罗特说为出版社预读稿件并被支薪的，几乎都是女性，她们在稿纸堆中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早上都有“不请自来”的一沓一沓的原稿，寄至出版社。
“我们是支付读稿人薪水的，钱不算太多就是了。”帕罗特看着弗雷德丽卡说，“因为我们本身就拮据，也因为，你看，有这么多受过教育的妇女坐在家里看着孩子，急切地想做一些工作。”
“是的。”弗雷德丽卡说。
帕罗特说：“我们的小出版社，以前多是出版一些政治类书籍，标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想的政治书籍，《费边主义论休闲》之类的书。是我说服了吉姆森·鲍尔斯，告诉他宗教书籍会畅销。他是个老式的社会主义者，思维比较单一，他以前觉得宗教欠缺真实性，是一派胡言，根本不用理睬。我则看出有这个市场，绝对有这个市场——国教正处于一种骚乱状态里，看看《坦对上帝》，就是一位安静的主教写的一张安静的‘供应链管理’式宣传册子，一个全国性的畅销书，卖得多热闹!而且比起他身为伍尔维奇主教，他身上更极端的东西还有许多，我看他也更性感，就像性感字面上的意义所说的——性与宗教，不管在教会中还是在时下流行的青年文化中，都有讨论。另外，死亡神学等，都是很令人兴奋的话题。再就是圣灵恩赐，关于对圣灵恩赐的学习等，还有，我们道德解构的解体，这已经人所共知。克莉丝汀·基勒和普罗富莫，以及保守党当权派的所有麻烦问题，都乱作一团，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看事情的方法让人心安理得，尽管我们已不再相信那些方法。现在，我们的‘不相信’有了疏通的途径，人们有了阅读的热情，人们想去读所有的内幕，人们想获取思辨的权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道德动荡又重整、有意义的混乱、人们急于重获新知。”
帕罗特接着说：“我曾经打算做一个系列出版物，命名为《现代思维的试金石》或者什么的。我也挺喜欢‘明灯’这个词，但不能总是用它来指代一切事物，不然听起来就像是在为小学读者写书。再说，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过时了，听起来像是拿破仑时代的用语，我们却一直倡导直白的有精神感召力的书写方式不是吗？‘火炬’怎么样？‘先锋’怎么样？”
“‘欲望之箭’怎么样？”休顺着他的话说，“又或者‘弹头’？”
“或者‘燃眉之急’？”弗雷德丽卡也建议了。
帕罗特思考着他们两人的提议。
“差不多了，”他说，“都不错。但《宗教学的燃眉之急》《精神病学的燃眉之急》《社会学的燃眉之急》，听上去似乎并不是太贴切。”
“《巫术学的燃眉之急》。”休多说了一句。
“别开这种玩笑，巫术是一个严肃的议题。许多人对巫术有探知欲。巫术崇拜，现在大为热门，尤其是古老信仰里的巫术。尽管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对基督教教义已经极其着迷了——但读者有兴趣。他们投书进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让人想象不到的热忱。”
他递给弗雷德丽卡一本书，封面上画着一个盘着腿的囚犯坐在一间贴满衬垫的囚室里，头上还戴着一顶纸做的尖顶呆瓜帽。
《语言是我们的紧身衣》 (作者：埃尔维特·甘德)
弗雷德丽卡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是空白的。
“那就是个打样的样板书，”帕罗特说，“作者本人很喜欢这个小玩笑——你翻开他这本‘反语言’的大作，看到的竟然是一尘不染的空白的纸页。他是我发掘的另外一个作家。我发掘了霍利教士，我亲自发掘的他。我在一间圆形尖顶屋里听了他一场反精神学运动的演讲——特别有震撼力，他指出那些精神病院本身就是病态的、无效的，他说医生们给求诊的人戴上精神分裂症或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使得诊疗具体化起来，我们就以这些名字称呼他们，迫使他们进入疯人院。听了甘德的讲话后，我有了写信给甘德的想法。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是我兄长的守护人？》。你可能看过那本书，公众并不欣赏，评论却相当正面，而且销量很高。”
弗雷德丽卡观察起封面。埃尔维特·甘德是个像花园中摆放的小土地神一样的人，体形矮小，眼睛很深，细细长长的鼻子，嘴形弯曲，头发不多，晒得有点黑，可能这都是摄影效果。照片上的他穿着一件开领衬衫，看不到腰部以下，很明显地，他坐在一张高脚、椅背也很高、宝座一般的椅子上。封面上的宣传文案上写着：《我是我兄长的守护人？》是新一波知识运动的一部分，这波运动怀疑文明在形式上被压缩，并质疑压缩文明的这些“形式”，是不是来自我们语言的作用，尤其是印刷物上的文字更具“压缩性”。文案还引用了马歇尔·麦克卢汉 [1] 的话：
“一种集体的共性意识可能成为人类的先决条件。语言作为人类科技的延伸，具有分化和异化的能力，可能会是人类企图丈量天堂高度的巴别塔。此刻，计算机实践着把任何一种代码或语言转译为另一种代码或语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