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要会读政府表格就足够了。
盖伊·克鲁姆的观点是，不管喜欢与否，人类都需要规则。任何一个社群都无法忽略最简单的一条或几条规则，因为失去了这些规则，这个社群将无以运作。他也不支持那种宣扬经由学到了几个新事实就可以获得新发现的教学论调。有感于孩子们被哄骗着应该去“发现”这个或那个，盖伊·克鲁姆说，明明可以先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然后在具有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再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规则有促进作用，规则创造了顺序和条理，没有顺序和条理，创作能力只是空谈。连字母都不识的可怜小孩儿把时间都浪费在对字典漫无目标的翻查上。那种学习有序规则的乐趣，现在似乎被鄙夷。盖伊·克鲁姆坚持道，除非一个人先将一些简单的数学定律内化于心，否则他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游刃有余。盖伊·克鲁姆也相信，如果没有任何规则，那么足球、网球和卡片游戏，将会极度无趣。“只要是有孩子的人，”盖伊·克鲁姆说，“在玩卡片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有人想要借此延伸出一个新的游戏，却因为临时起意和脱序无章而被无聊感折磨，那么这些人都会觉得对规则的需要，是一种深刻的人类需求。”
利物浦诗人发话了：“那是法西斯主义者会说的话。”他接着说：“如果你强迫人们学古旧的诗歌，他们会恨那些诗歌。你应该让人们自己去接触诗歌。或者你可以禁止人们接触古诗，将接触古诗的行为定罪。这样，人们就会对古诗如饥似渴。”
主席问威基诺浦有何感想。
威基诺浦说他觉得把处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动机和对群体行为设计出的一套管理章程，与具有广泛社会能见度和解说力的语言结构形式相互类比并不是一个有效又明智的做法，原因是：如果我们连能够解释我们思维的言辞都没有，我们就无法分析“规则”的本质和它们的缺陷。威基诺浦说：“尼采指出，所有的西方哲学理论都在研究的是相同问题的不同变种，而且循环往复，因为所有的想法都由简单的语法功能所主宰和定向——这种论调，其实归根结底——在尼采看来——也是一种哲学问题。但这不等于他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简化成‘语言问题’——尼采论述的重点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我们语言技能运作的结果。尼采和坐在这个房间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主张的是，我们所使用的语法种类和语法结构是固有的，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大脑又是基因决定的。无论是大脑那超凡的精密度，还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及它自身的缺陷，还有大脑对无可解决难题的周期性复发的担忧，都是一种固有规则运行之下的作用。尼采相信学习这个规则是困难的，即使要来思辨这个规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叫人厌恶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教能够描述语言结构的那些词，我们也没有探讨思维结构的任何方法。”威基诺浦还辩称：“这不是对现在仍在教程中的绚丽繁复的拉丁语语法练习的一种辩护，拉丁语语法练习早就该从现在的教学大纲中被废除了。”
罗杰·梅戈格说自己认同威基诺浦的观点，他还说盖伊·克鲁姆呼唤的对语法规则的需求，的确常常转化为造成社会压迫和边缘化的微妙教条。罗杰·梅戈格继续说：“我相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症结所在。”他回忆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因此，他说服了学生们以更加袒露的心态、更加热切的笔触来写作，比如写他们家庭中的矛盾，或者写他们的希望和欲望，而罗杰·梅戈格把学生们所写的内容记录整理进他的《真实生活故事》一书中(书名是罗杰·梅戈格对杂志中类似“解惑阿姨 [8] ”那种专栏作者的一种嘲弄，当然罗杰·梅戈格确信自己没有必要向在座这群尊贵的文化宾客来说破他书名中的小幽默)——“我同样鼓励学生大量使用生僻字词、复合式表达方式，以及有冲击力的写法，主席先生，我想说的是冲击力与文章的真实感相长……”
“不过，”奥丽奥尔·沃思打断了罗杰·梅戈格的话，“等到你再也不教你的那些学生，等到你不能再教那群被你一直鼓励着以书写揭露真实的学生——顺便说一句，我读过你的那本书——我想问等你再也不教那些学生之后，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你能陪伴他们多久？在你感召完他们勇敢写出家庭虐待、痛苦挣扎和紧张情绪之后，你还会在他们身边吗？”
“在我——在我开始卖我的书之前，我教了他们整整两个学期呢，他们因为直面人生挣扎，意志也坚强起来了。”
“但教师并不能做精神分析师的工作。”
“我可是一个遭受过像你这样的人士发出的像高射炮一般的抨击的人，而你本身却并没做多少关怀学生的工作。”
“我只负责教他们课业，梅戈格先生。我教他们读、写和思考。我教他们将关注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更广阔的事物上。我尊重我的本分，也尊重他们的本分。”
“你不过就是个学术当权派……”
“所有的当权派，”沃思女士语带悲戚地说，“眼下，似乎都是谬误的。”
亚瑟·比弗这时点出来此刻正在台面上进行的观点交换，切实地将一些他想向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