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她凡事都多思考几遍，要求她对每件事都看到正反两面。比尔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执迷，其中一项就是对执迷本身有着相当执迷的排斥反应。所以弗雷德丽卡知道自己对保守党直接的反对本能也是值得深究的，从表象上看，是保守党反同性恋、反黑人的态度。“同性恋者、黑人，和保守派女性一样，都是人类”，弗雷德丽卡明白也坚信这一点。可是，当爱丽丝·英格利希说出“你必须伸出援手，弗雷德丽卡，你必须拥护大众”时，弗雷德丽卡因天性中的厌恶感，觉得恶心，以一种在这个房子里从未听到过的、只属于她自己的声音，回答道：“他们不是我的大众。”她这么想着，也这么说出来了，“并且，我很高兴他们不是，我必须这么说。”
她上楼去了，步履沉重，踏出砰砰的声音。她关上了她卧室的房门，砰的又一声。但任何的“砰砰”又有什么用呢？
她寻找托尼的信，想安慰一下自己。自从他把信都收走，她就再也没有看到她那一沓信；那些信被怒火和泼溅的血弄得污浊了，连写信人知道了都会恐慌。她找到了托尼的信，充满理想主义和机智辩言的信；也找到了丹尼尔的，信中是愧疚感所导致的一场短暂的波涛汹涌。但他说得对。她应该写信给比尔和温妮弗雷德，她却又不能。她担心再过上一遍斯蒂芬妮过世前后的那一段日子。她心里有一部分希冀随着姐姐的死终止了，她的过去，她的家人，每件事，每个人，因为美好的记忆比不好的记忆更令人痛楚。那段充满着动荡情绪的结局，让整件事显得无比骇人；斯蒂芬妮的微笑，斯蒂芬妮的聪慧，斯蒂芬妮懒洋洋的平和宁静，都变成了鬼魅、幽灵和可怖的无形的残像不受控制地骚动在虚空中。丹尼尔说得很对，比尔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不能又因此失去第二个女儿。
她想说她会给比尔写一封真真切切的信，但不是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她又接着找埃德蒙·威尔基的信，但遍寻不着。她翻遍了所有的东西，就是找不到。那是所有来信中最个人化最出人意料的一封——因为威尔基比起休，不算她的真心朋友，他也比不上艾伦、托尼，也从没爱过弗雷德丽卡，而亚历山大甚至都爱过她。威尔基的信也是唯一一封性感的信，对一个未经批准的读者来说，这是唯一的实在的挑逗。她把她的抽屉倒空了——她装毛衣的抽屉——那是她原本藏这封信的地方。她又翻遍了她的书桌。没有。她很快意识到奈杰尔拿走了威尔基的信。威尔基的信在她脑中灼烧耀眼，变成一件极其重要的物件，就像在梦中找到的一件失踪的东西，能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那样。那想法刺激她看到这样的情景：在斯卡伯勒北约克大学“进化楼”，一张床上满是血迹。她也重新经历了一次被殴打脊椎和头发被撕扯的疼痛感。她充满了痛恨。她把奈杰尔视为一件危险和可憎的事物，她因这些感觉而自惭形秽，她因自己而恶心。
晚上的时候，她开始在奈杰尔的私密地点搜索。过去她从来没有打开过他的抽屉，从来没有碰过他那一沓堆放着的文件。他的文件全都是经年不动、蒙着灰尘的，像是一辈子也没碰过，她自己的也是。现在她开始碰那些纸了——在奈杰尔抽屉柜的最上层——她在做一件很无谓又愚蠢的事情，奈杰尔会拿了威尔基的信，把它塞到自己的账单和银行结算单里吗？她又搜索起奈杰尔装袜子的抽屉，像一棵结着整齐的黑色果实的苹果树，接着是奈杰尔的衬衫、内裤——都收纳整洁，纤尘不染，平淡无奇。她还把衣橱里奈杰尔的夹克衫都浏览了一遍，掏出内衬的口袋里每一个弄皱了的信封，只要信封上写着“奈杰尔”，她都检查了一遍，良心不安地尽量不去读信封里信件的任何一个字，就好像这种无心刺探的行为能够保护她自己的隐私权一样。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原位，甚至包括一个还没拆开的保险套，她也将它塞回一个棕色的信封里。奈杰尔的衣橱里有好几个上锁的箱子和手提箱。她直视着这些箱子，整个人还被黑色肿胀的恨意控制着，她重新从奈杰尔内衣抽屉的底端找到那个装满钥匙的一只雪茄盒子。这在她眼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精明小男人把担心会弄丢、会消失和会忘记的所有东西的钥匙，放在一起的地方，就算别的钥匙都不见了，只要这个雪茄盒里的钥匙还在就行。这些钥匙是缝纫机钥匙、旧珠宝盒钥匙、写了五年才写完一整本但最后由于太尴尬而扔到一边不敢再读的日记本钥匙等诸多女性钥匙的男性版本。她把雪茄盒从那个很深的抽屉里取出来，用不同的钥匙去试验不同的箱子。一个相当大的手提箱很轻易就被攻陷了，而且是被一把看起来很简单的钥匙打开的，开箱后，传出一阵腐坏的臭气，像来自融化了的乳酪。原来那里面装着的是卷成一团的一看就知道没洗过的橄榄球衣，什么颜色都有，橘色的和黑色的，深紫色的和猩红色的。还有她觉得是沾染了旧时尘土的成捆的袜子，20世纪50年代的液体，甚至，那个年代的蛋糕屑——她从来不知道奈杰尔玩过英式橄榄球。她赶快把这只手提箱锁上了，但打开这只手提箱极大鼓舞了她，所以尽管遇到了几次失败，她还是坚持不懈，这是一种带有美妙快感的暴行实施，一种得到了正当性辩护的暴行。她打开了另一只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