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深，玩儿命地搞艺术的年轻人。但是艺术家们都相当讨厌我。他们现在思维简单，就像当兵的一样。我可能也会写一个在军营里的故事。一个面临围攻却依然死守的军营，没有人进入，也没有人出来。”
“就像《乱言塔》一样。”
“不，不一样，那个军营前望盐海，后倚荒漠，军人们在守护一块没有什么生存希望的土地。是不是挺有故事可讲的？我考虑过，我只愿意把这个故事的架构告诉你。但事实上，弗雷德丽卡，我的天使啊，我现在极度慌乱和失落!我明天还要接受《伦敦标准晚报》的一个采访，我没有任何想法要和他们报纸年轻的女记者分享。”
“你明明有很多想法。”
“但都是糟糕的想法。他们大概只要我简单的几句话，用于一行或两行的引述。一两行？我可不是一两行，我是纠缠绵密的一整团!”
弗雷德丽卡问：“那鲁珀特·帕罗特是否满意《乱言塔》的销量？”这引起裘德更多叹息。
“我曾经预想过一场庆祝——那是绝对会举行的，但到现在还没举行过。斟满香槟的酒杯会递到我手上，当然，我不会一饮而尽，但我却喜欢欣赏那些气泡在酒杯里飞扬上升，最多吃几片夹着鱼子或小鱼的烤面包。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读到一本描述有鱼子小面包的派对的书时——那时候我还在法国——我脑中立即有了这样的想象：一个盛大罗马狂欢派对，宾客都躺在小面包上、长沙发椅上，像鱼子一样，每个人的颜色都不同，有鲑鱼粉色的、天蓝色的和古铜色的，像是秀色可餐的人体盛宴，每个人都热情勃发，互送秋波。我还是期待着会有这样一场为我的新书举办的狂欢，即使狂欢派对上的鱼子小面包都是小巧的、可食的、让人下咽的——而不是给人坐在屁股底下的，那也好。”
弗雷德丽卡听出了他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约一些朋友一起去酒吧，为《乱言塔》畅饮一番啊。我可以叫上艾伦、戴斯蒙德·布尔，再找其他几个人。酒吧里尽管没有鱼子小面包，但我们却能为你举杯庆贺。”
“用蜜罐里的爆裂的蜂蜜小气泡来安抚你的好朋友屹耳 [2] 吧!”裘德说，展示了他不寻常的阅读兴趣，“那好吧，我允许你安慰我，我们去好好喝一大罐啤酒吧。”
整个欢庆队伍聚集到这个充满红皮、亮铜、镶边镜子、玻璃灯罩，装修得异常豪华，名叫格里芬的当地小酒吧。裘德根本没喝啤酒，他对侍应生说：“给我一杯没有玛丽的血腥玛丽，对，我只要血腥，纯粹的血腥。亲爱的，再给我几滴做罗马臭鱼酱时用的汁液，应该是腐烂的鱼身上滴出来的坏水。”他兴致高昂，连身上的气味都和以往那种冬日里垃圾槽散发的臭气不同，是一种热烘烘、乱糟糟的臭味。这个庆祝的小团体里有几位画家、艺术史学家、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当然，还有弗雷德丽卡、艾伦、戴斯蒙德·布尔。他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乱言塔》的封面，基本上都不满意它的封面设计。加雷斯·拉金，一位在塞缪尔·帕尔默教平面设计的讲师，说他会把《乱言塔》的封面设计当成二年级学生的习作项目，“这样，你就能从二三十幅平面设计中选出一个替代方案了。我得给已经读到二年级的学生们布置一些有难度的作业，让他们不至于每天做些空洞的设计。”
“裘德还可以为小说中那些酷刑的场面当模特。”一个女学生说。她上身穿着一件紫色的高领衬衫，衬衫上是星星点点的小雏菊碎花，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窄口裙，配了一双俗称“奶奶靴”的细跟靴子。
“你肯定会享受由我担任模特的人体写生课。”裘德不假思索地说，他的脸是一张面具，他那张仿佛能无限拉伸的松弛脸皮下应该藏着别的面目。“他今天真是很起劲啊……”弗雷德丽卡心想，她似乎越来越摸不清裘德的想法和感触了。
艺术家们一品脱一品脱地喝啤酒，喝了几巡。裘德也给自己灌了不少“血腥”，他一遍一遍地对侍应生说：“我只要血腥玛丽里的血腥，谢谢，亲爱的。”弗雷德丽卡觉得畅饮开始至今，有一个时刻让她实实在在意识到了裘德的丑陋，那就是明明大家心照不宣地以为裘德至少会请大家喝一轮，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弗雷德丽卡不知道裘德是否听得到众人的耳语和低吼。有人压低声线说：“没想到他是出了一本畅销书的作家，却表现得像个一整个画室里没卖出一张画的画家一样，连杯酒也不请。”趁裘德去洗手间的时候，弗雷德丽卡提议说要请大家喝一轮——那个年代还不是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男女薪酬差距仍然很大，所以在酒吧里请一大轮酒，对女性来说，尽管不是不可能的，却也是所费不赀的。艾伦帮她把酒端过来，说要帮她付账，她坚决不肯，裘德踩在红色高脚凳上对着镜子磨磨蹭蹭整理衣服，更是让她气得干瞪眼，因为他好像没看见弗雷德丽卡结账。十四品脱的啤酒和一杯纯“血腥”，让她的钱包破了一个大洞，她本来就没什么钱。
《伦敦标准晚报》派来采访裘德的竟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记者，而且打扮得很时髦——不管怎么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伦敦，“时髦”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