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同样的方式阅读，这是很愚蠢的；另外，作为作家，假装能够去预先判定同一本书对所有潜在读者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也是很愚蠢的。
问：那么作为作者，你是否觉得自己该对那些心智脆弱、未经教导、容易躁动的读者负有责任？
答：没有办法为所有读者都负全责，但在一定范围之内，我认为是的，我能负责。而且，为了回应你尚未问出口的问题或拐弯抹角的暗示，我要说：我很确定裘德·梅森无意将无知的读者带进一种失责、狂热的境界。但是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问：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下一位出庭的证人也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份严肃的周日报纸的书评人。他是一位温文整洁、风雅俊逸的男子，名叫道格拉斯·科比。他个子不太高，但声音极悦耳又有一份稳定感，他有一点年纪，时光开始为他雕刻出法令纹，跟胡桃夹子脸上那两道一样。他的发色，怎么说呢，是那种金属色的亮金发，又带点奶油的颜色，不过整体上开始泛白了。他创作过不少受欢迎的大部头小说，比如《毒化影响》《亨吉斯特之马》《假海龟的叫声》《玻璃屋里的人生》，他同时是艺术理事会文学小组的成员，也是英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对他进行提问的是塞缪尔·奥利芬特。道格拉斯·科比自认在文坛算是一个有些许影响力的小说家，也认为自己在文学评论方面有重要地位，他说阅读过《乱言塔》，对这本书很是崇拜。
问：在你看来，《乱言塔》是一本非供消遣的严肃文学作品，对吗？
答：毫无疑问，写出这本书的年轻人绝对前途无量，他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但他极富天赋。他应该得到鼓励，年轻的写作者都应得到鼓励，因为我深有体会——我还是新人时，走过不少弯路。
问：请你说明为什么你认为它是一本严肃文学作品。
答：好的。因为这部作品处理的议题是“邪恶”，你要知道，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我们从不在意“邪恶”，从不凝视“邪恶”。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一直如此高雅，我们最着迷的是有没有失礼或失态，最关注的是社交礼仪中的琐屑细节，最紧张的是吃鱼用的叉子要摆在什么位置，最在意的是与我们对话的人是否有着和我们一样地道的口音，或者他们的鞋子好看还是丑陋。是的，事实就是如此；是的，尽管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和广岛市原子弹爆炸都发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英国人真该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所有的牢骚都集中在花圃里，埋怨着不知道该不该把白色的花摆在花园边的草本植物围篱上，嘟哝着摆了比较俗艳，还是不摆比较粗鄙。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些事。
问：但裘德·梅森却直指“邪恶”这个问题。
答：嗯，没错，是的，他面对了这个问题，他的确很有先觉，而且他对用写作直面“邪恶”议题有一股冲劲，甚至可以说很勇猛的一股冲劲，这股冲劲体现在他书中对哥特式锁链、地窖的描述上，尽管某种程度上有一点陈腐，但毋庸置疑，这样的描写非常起作用，非常起作用。威廉·戈尔丁也曾写过“邪恶”，比如《蝇王》，写的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很有启示作用。梅森先生在《乱言塔》里对寝室生活的刻画，也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但梅森先生笔下的显然是一个大型木偶秀版本。我个人则倾向于把对邪恶的书写，嵌入对日常生活、起居室、剧院酒吧、乡野庖厨、学校职员室等普通场景的描绘上，我希望把邪恶嵌入可感的生活，就像詹姆斯曾经说过的“要留意社会细节”，奥登也写下过这样的句子：“茶杯上那道细细的裂痕开启了，一条通往死亡之地的路径。”茶杯之类的东西便已足够，但是梅森先生不这么想，他重装上阵、火力全开，抽打、绞刑，什么都用上了，他选择了一条更激进更危险的路，尽管很难完成创作，他却顺利收笔，这是一场壮观的旅程——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把对邪恶的研究嵌入可感的生活中，这样的写法会更有效。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者们，夜里回到他们位于城郊的家里，进到厨房中，厨房中有粉色灯罩、粉色的猪肘子……诸如此类生活用品和生活画面，你用灯罩和猪肉为主题，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你不一定非得……
问：所以你对梅森先生这本书的结语是什么？严肃？优良？
答：啊，是的，就像我说过的，他很不错。他如果加强学习的话，会变得更加优秀，重要的是给他提供尝试的机会，这特别重要，是的。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反诘，他反而说：“我没有问题要问，法官大人。”
辩方又请出了下一位证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她来自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她穿了一套雅致的女士西装，纯羊毛料，西装是黑色的，有白色滚边。
赫弗逊-布拉夫对这位外表娇柔又纤弱的证人十分殷勤。一开始，这番客套和逢迎使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有点不安，她明明想一本正经地以自己的理解，为《乱言塔》的人文思想背景给出既有学术性又易懂的解说，而赫弗逊-布拉夫“介入”后，以提问的方式让史密斯教授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