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以审判。”
甘德：但那只是个论点。您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个智慧的法庭，您怎么样也得意识到这一点——抱歉，我这句话的表述不对劲——我知道您明白这是个很严肃的论点，其实，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我对审判、标签、投射、灌输、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怀疑态度，就算我是这样一个人，比起累积仇怨和轻易杀人，我还是站在支持法庭这一边，我也不接受萨德的论点，但我愿意承认他的论点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性。我们不能禁毁萨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好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的证人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往深层境界了。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们正在讨论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乱言塔》不是一本悦己愉人的小说，不是一本烦言碎辞的小说，它的确在往深处探伸。
奥古斯丁爵士问埃尔维特·甘德：“如果你拥有权限的话，你是否有想要禁止发行流通的书？”证人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因为她的小说全是谎言，会给相信这些谎言的人带来不幸。”奥古斯丁爵士说，即使爱读这样的书，也是一种微弱欲望的体现，也是一种值得被认真探讨的心态。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奥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刚才的答案给得有点仓促，那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你说的是对的。重点是：无论什么，这都不构成禁毁一本书的理由。”
问：反正到最后——万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万事皆可。
问：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开始显得面红耳赤，四肢懈怠。他跟自己年轻的后辈同事和鲁珀特·帕罗特悄悄交谈，很显然对证人选择以及之后将要上庭的证人存疑。不管怎样，他还是传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证人席之前，把自己的录音机交由弗雷德丽卡保管，请她来帮忙录下自己做证的过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为了根据多份社会学研究资料来论证一点：那些有性冒犯、性亵渎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触到“露骨的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实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概率其实较低，尽管一般认为这个概率也许是较高的。但斯尼特金真是一个糟糕的证人，因为他无论做怎样的供述，几乎每句话都免不了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在一些能被精细描述的情形下”之类的赘语，这让他的话像被紧紧包覆在茧里，缺少鲜活的说服力；而在当控方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你所说的那些社会学实验里，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归类为‘淫秽作品’？”斯尼特金却用了冗泛口舌，大费周章地论述到底何为“淫秽作品”，他说：“淫秽作品的定义要看‘淫秽’的定义，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到底赋予了作品怎样的用途；同时，也要看所谓的‘淫秽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的习惯或习性，是否经过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断了他的发言，让他长话短说，也许是因为有了应付埃尔维特·甘德雄辩言辞的前车之鉴，法官必须适时地表现出一种急躁感。
斯尼特金还辩解道：社会学研究显示，淫秽行为历来是被疏离和被挫败的一种反抗武器，这带有传统性，而当他口若悬河地解释什么是“淫秽行为”时，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逊-布拉夫的制止。然后，他将裘德·梅森形容为一个“怀有理想主义、希望重新改造社会的年轻人”。斯尼特金说：“如果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另类社会诞生后的初期形式，那么对语言的蹂躏与玷污，或者说让语言变得淫秽又无用，正是建构一种新语言的必经过程。”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设问：“你是不是在说《乱言塔》是一本淫秽的书？”
赫弗逊-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对——证人关于《乱言塔》是否淫秽所发表的观点不应被庭上接受。
反对有效。
奥古斯丁爵士改问斯尼特金：“你认为《乱言塔》是不是年轻人希求蹂躏、玷污语言的例证？”
斯尼特金否认，他说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乱言塔》是反对蹂躏、玷污语言的，《乱言塔》中使用了极端清晰表意的语言，来造就其文学价值。“我想说的不过是——”斯尼特金说，“我们活在一个新的舆论环境中，《乱言塔》的文字已非多么令人心惊胆寒了。这就是我要说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我们中有些人活在那个环境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避免活在那个环境中。”
下一位证人是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他白发轻扬，手指被尼古丁渍染成黄色，穿着神职人员的白色硬立领。众人被告知他是任职于圣保罗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学和心理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性治疗师”，还是一个专门以提供热线电话来帮助绝望人士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
赫弗逊-布拉夫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道德信息的好书，霍利教士肯定地说：这本书既有文笔，又有道德。
问：你作为一位基督教牧师，是否会鼓励别人去读这本书？
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