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秽语”，就像把古铜币的两面擦掉，就能以劣币混充良币？行不通的，因为“污言秽语”只能惊耳骇目。韦戈尔先生，我写作不是为了装腔作势或惊耳骇目，不是。
问：不是？那你写作是为了害人，是为了割裂我们的头脑和记忆……
答：那又不是非法行为。
问：让我先说完。我引用你刚刚说过的话：“我写的都是我必须写的，是我的所见所感。我写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你写出的这些幻想，无非是上演在妓院里的情景，和棕色封皮包裹下的肮脏拙劣内容。梅森先生，你只不过是用好一点的文笔、强一点的力道把同样的东西写出来。你难道还不想承认你的书会像其他淫秽书刊一样害人匪浅？
答：害人匪浅？害人匪浅？韦戈尔先生，我从不觉得你口中那些淫秽书刊会“害人匪浅”，我也去过你说的那些场所，我知道那里是怎样的天地，缭绕的香雾、致幻的鸦片、俗艳的丝绸、光滑的锦缎、轻柔的薄纱。我看到过成年的男子，包着尿布、含着奶瓶，一副蚩蚩蠢蠢的样子；我看到过法官穿着镶褶边的围裙和黑色的长筒袜，假装自己是个女佣；我看到过邮差伪装成法官，还有知名的外科医生扮演一团火，说自己这团火被扑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恶心的方法。如果我把这一切写成科研论文发表，你根本就管不着我。但我是艺术工作者，在我还是个青春男孩的时候，我可能会是个俗不可耐的男妓，但我不是淫秽作品的作者，我是一位艺术工作者!
问：你的抗辩非常富于表现力。但梅森先生，你至今仍未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读者的问题——对此你置之不理。恕我直言不讳，在你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把文学和性虐混合在一起，残害了你的身体，腐化了你的心灵——而你打算把这种伤害强加给这个世界，强加给你的读者，强加给被你的读者迫害的那些人，毕竟你的读者中说不定存在着跟背叛你的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一样的人。
答：你什么也不明白。我爱过他，我爱过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他不是个卑鄙的“斯文加利 [8] ”。他是那么……是那么……他已经死了，他生前是怎样的都不重要了，被审判的不是他，尽管看起来像是他。他如今不在人世了，我爱过他，除他之外，我没有爱过谁，也不再会爱了。
问：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伤害在你身上造成，你被玷污被侮辱，你想把这份伤害传延开去。
裘德(问法官)：我需要回答吗？那不是个问题，那是一派胡言。
法官：那的确只是个意见的陈述，你无须回答。
裘德：他不应该说出那番话。
法官：陪审团请忽略控方律师刚说过的话。
斯尼特金的录音机里磁带仍在旋转着。奥古斯丁·韦戈尔说没有更多问题了，他最后留下的那道被删除的、作废的问题——又或者说是一派胡言，狠狠地印刻在陪审员们的头脑里——那毕竟是他与裘德·梅森一场对峙的高潮。
下一位证人上庭时，弗雷德丽卡离开了。那位证人是位校长，他确认了斯韦恩伯恩学校里那些越轨行为的故事，也断然声明对《乱言塔》遭到的指控没有异议。弗雷德丽卡遇到了在庭外长廊上踱步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亚历山大认为情势对辩方越来越不利，他说奥古斯丁·韦戈尔比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可要精明多了。“奥古斯丁·韦戈尔一定掌握了裘德关键的人生经历，”亚历山大说，“比辩方律师们掌握得多。”
“可能在皮卡迪利街的哪家妓院里遇见过裘德。”弗雷德丽卡尖酸地说，“我父亲以前说过：‘那些寻芳客都盛装打扮，招摇过市。’唉，裘德真是个笨蛋!他为什么非要卖弄？”
“他说了，他是位艺术工作者。”
“你也是艺术工作者，但你并不卖弄。”
“很令人不快的是，裘德很有潜力成为一个卓越的艺术工作者，但他们却要把他送进牢房。问题在于裘德缺乏常识，这是他的悲剧。我常识就挺多的——其实是太多了，这是我的悲剧。”
“别又开始创作你的讽刺诗了，我可不怎么喜欢奥斯卡·王尔德。”
“裘德也不喜欢。”
“我猜已经讨厌到连那个人的名字也不敢说出口了。像我现在这样。”
“你是不是为裘德担起心来了？”
“我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这么说，我的确对裘德产生了一些心灵上的牵绊。我也从没想到我会认同霍利教士的话——裘德是像圣愚一样的人物，一个十足的愚者。”
辩方安排的最后一位证人是小说家菲莉丝·K.普拉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唯一的畅销书作家。普拉特太太身穿一套粉色西装，衬衫缀满花朵，颈上是一串银链，坠着一枚用紫水晶镶嵌而成的十字架。她问候辩方律师团队和奥古斯丁爵士时，声音和气，像是对熟人说话，带着柠檬蜂蜜一般清爽的语气，有点尖，但也温暖。她表示《乱言塔》让她很是受用——“是一个相当令人满足的阅读体验”，像一个神话故事，有对邪恶的惩罚，也有一些让人战栗的情节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