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的再强烈不过的精神氛围竟然是禁欲主义和节制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刻意设置的幽默和反语，在梅森先生的书中，这种对比和反差都集中由参孙·奥里金体现。但误读或错过这种幽默感是可能的，尤其当你戴着追索堕落和腐化文字的有色眼镜时，就更容易迷失。因此，我要郑重地提请各位注意：这高明的幽默和反语，是《乱言塔》这个哀伤故事里不可错判的精彩之处。梅森先生的创作意图是嘲弄愚行，以及比愚行更值得憎恨的东西，而他的写作手法是冷酷无情地暴露和不留慈悲地刻画这一切。这是和时间一样古老的文学艺术，跟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值得被尊敬的。”
在这一连串演说进行的同时，弗雷德丽卡留意到从她身后又或是她的座椅底下，时不时传来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和咔咔声。长时间聆听的法官终于发话：“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应不应尽快安排陪审团读这本书？”弗雷德丽卡此时转过身，寻找声音来源。她看到面上布满生姜色髭鬓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那位参与辩方审前会议的“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此刻就坐在她身后，沙色的睫毛之下，他明亮的蓝眼睛一动不动，法庭的动静让他入了迷。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继续问：为让陪审团读《乱言塔》，做了怎样的安排？需要预留多长的阅读时间？在哪里读？
弗雷德丽卡悄声问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你用录音机录下了法庭上的所有发言？”
“当然啊。”
“这是被准许的吗？”
“我得到了法庭的许可。我没说录音会用于民族方法学研究，我说这是出版社为了记录存档。我疑惑的是法庭为什么不用录音的方法做官方记录，他们让速记员来记录——你看，速记员就在那边，奋笔疾书那位。不过，法庭不介意我录音，他们说这没什么问题。”
弗雷德丽卡听到磁带在卷轴上如蛇行一样发出窸窸窣窣声，那是录音机对文字的消化。
讼务律师和法官商量着《乱言塔》的阅读事宜。塞缪尔·奥利芬特说可以让陪审员把书带回家，在安静的家居环境中以适当的速度阅读。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陪审员被安置在“老贝利 [1] ”特辟的一个房间中进行阅读，而且为陪审员准备了扶手椅。而现在，根据回报，这起讼案的陪审员们，都已退回到旅馆房间中。首席陪审员报告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坐起来很硬，不舒服。正是这句“抱怨”，让法官打定了主意，决定到底要让陪审团在哪里读书。法官反驳首席陪审员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本来便是那么硬，陪审团被召集至此，本就该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曾经坐过很硬的椅子，在学校里，在图书馆里，但我们没有因硬椅子受到什么伤害。比起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沙发里，恰恰是坐在结实、牢固又坚硬的椅子上，让我觉得自己更加警惕和敏锐。椅子很硬？不，我倒觉得陪审团休息室里的椅子应该是合适的，也必然是合适的。”
下午2时15分，陪审团被派去休息室阅读了，整个法庭里的人开始等他们。埃尔维特·甘德对阿德尔伯特·霍利和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说：“法官好像有施虐倾向，而这会导致两种可能——当然，一种是他支持《乱言塔》，另一种是他排斥《乱言塔》。”弗雷德丽卡想去跟裘德说说话，但裘德早已不见人影，他肯定是去了“老贝利”的塔楼。鲁珀特·帕罗特则不断重复着说控方律师太难缠，他的脸如往常一般粉红而发亮，他穿了一件孔雀蓝色的背心，外罩裁剪缝制细腻的蓝灰色精纺毛料西装。
下午4时15分，法官派人去询问陪审团还需要多久才能把书读完。得到的答复是：其中三四个陪审员说早已经读完了，首席陪审员——那位游泳池管理人说自己需要一本词典，厚的大词典更好，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他还想要一本法语词典，当然是法英双语的那种。接着，又有另外几名陪审员说就快读完了。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指示陪审团说，每个人都必须严谨、深入地读完这本书，如若不然，将会被撤换。于是所有陪审团成员返回休息室里，坐上坚硬的椅子，手捧用黑色、粉色和钴蓝色三种颜色设计封面的《乱言塔》，继续读了起来。十二个陪审员，有男有女，十二种不同的阅读，有的浏览略读，有的因读不懂而跳着读，有的像扫描仪一样快速扫过页面。有一个女陪审员把书带回家了，睡前在床上读，读到洛绮丝之死时，女陪审员哭得快昏过去，惊醒了她的丈夫——这个小插曲后来才被报道出来，因为这个女陪审员的丈夫在印刷领域工作，是印刷工会的成员，她丈夫认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乱言塔》的审判结束后，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这桩小逸闻。
第二天，法庭继续审理此案。第一位被辩方传召的证人，说自己的名字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自己的职业可以说是剧作家，最近也成为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正对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进行调研。他在文化类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工作过，也做过教育类电视台的制作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所男子寄宿学校的校长，他的剧作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