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醒了。对玛露哈来说，那是囚禁生活中最糟糕的时刻。贝阿特利丝尽量不去想她认为无法避免的事：“如果他们杀死了迪安娜，下一个就是我。”总之，旧的一年过去了，她们没有被释放。从一月一日开始，她就告诉自己：“要么放了我，要么我就去死。”
一天，当玛露哈和一名看守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猩猩”用食指按压自己胸部不同的位置，说：“我觉得这儿特别难受，会是什么呢？”玛露哈停下了牌局，极其不屑地看着他说：“要么是胀气，要么是梗塞。”机关枪从他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害怕地站了起来，五指张开放在胸前，大声地惨叫：
“我的心脏疼！他妈的！”
他突然头朝下倒在了早餐的餐具上。贝阿特利丝知道他讨厌她，但她有种救助他的职业冲动。此时，“管家”和他的妻子走了进来，被叫喊声和摔倒的动静吓坏了。另一个看守身材很小，虚弱无力，他想做点什么，但是机关枪让他行动不便，于是他把枪递给了贝阿特利丝。
“替我照看好玛露哈女士。”他对她说。
他、“管家”和妲玛莉丝三人合力都没有办法把摔倒的人扛起来。他们用尽力气抓住他，把他拖到客厅。贝阿特利丝拿着机关枪，而玛露哈错愕地看着另一个看守把枪扔在了地上。她们两个都因为同样的诱惑而颤抖着。玛露哈知道如何用左轮手枪射击，有一次别人还教过她怎么使用机关枪，但是一阵天赐的清醒阻止了她捡起那支枪的冲动。贝阿特利丝对军事操练很熟悉，她接受过五年每周两次的训练，当过少尉和中尉，并在军队医院中得到了荣誉上尉的军衔，她还曾学过炮击课程。然而，她也意识到她们全无胜算。她们俩用“猩猩”再也不会回来的想法互相安慰。确实，他没有再回来。
帕丘·桑托斯从电视里看到了迪安娜的葬礼和挖掘玛丽娜·蒙托亚尸体的场景，他意识到他唯一的选择是逃跑。当时，他已经大致猜想到他在哪里。利用看守们的对话内容和疏忽大意，以及作为记者的本领，他推断自己身处波哥大西部某个人口众多的大型街区，他所在的房子位于某个街角。他的房间是二楼的主卧，窗户外侧被木条封死了。他意识到那是一栋出租房，或许没有合法的合同，因为女房东每月初都会来收租金，她是唯一进出房子的局外人。在给她开门前，他们会把帕丘锁在床边，胁迫他不要发出任何声音，还会关掉收音机和电视机。
他已经推断出房间内被封死的窗户朝向花园前庭，房间在狭窄的走廊尽头，卫生间也在那里。他可以不受监视地穿过走廊随意使用卫生间，但他得提前要求他们给他解锁。卫生间唯一的通风设施是一扇可以看见天空的窗户。窗户非常高，很难够到，但是窗户的宽度足以让他从那里出去。当时，他不知道这扇窗户通向哪里。隔壁房间用红色金属分成了几个隔间，睡着不值班的看守。他们共有四个人，每隔六个小时就换两个人值班。虽然他们一直把武器带在身边，但平常看不见它们。只有一名看守在双人床边打地铺。
他推断附近有一家工厂，因为每天能听到数次工厂的汽笛声。通过每天的合唱声和课间的嘈杂声，他知道附近有一所学校。有一次，他点了一份比萨，五分钟内就送来了，还是热乎乎的。就这样，他发现比萨是在同一个街区里制作售卖的。可以确信，他们在街对面的一家大商店里买报纸，因为那里还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晚上，面包店里刚刚烘焙好的面包会用香味将他唤醒。他向看守们提出狡猾的问题，得知了方圆一百米内有一家药店、一家汽修店、两家酒馆、一家小旅馆、一家修鞋铺和两个公交站。通过搜集到的各种零碎信息，他试图拼凑起逃亡路线。
一名看守告诉他，如果警察来了，根据命令，他们会提前进屋，直接给他三枪：一枪打在头上，一枪打在心脏，还有一枪打在肝上。从得知这件事开始，他准备了一个一升装的汽水瓶子，把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好像挥舞锤子一样挥舞它。那是唯一可用的武器。
国际象棋（一名看守凭借出众的天赋学会了下棋）给予他一种衡量时间的新方法。一名十月份值班的看守是电视剧方面的专家，他一开始的恶习是：从不考虑电视剧的质量而只是追剧。其中的秘诀就是不要过多地在意今天的剧情，而是学会想象第二天的剧情可能带来的惊喜。他们一起看阿莱桑德娜的节目，分享广播和电视新闻。
另一名看守在他被绑架的那天拿走了他口袋里的两万比索，但是作为补偿，他承诺带来他要求的一切东西。特别是书：几本米兰·昆德拉的书、《罪与罚》、桑坦德·德·皮拉尔·莫莱诺·德·安海尔将军的自传。他也许是他那一代哥伦比亚人中唯一听说过何塞·玛利亚·巴尔加斯·比拉的人了。何塞·玛利亚是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哥伦比亚作家，帕丘极其热爱他的书，甚至到了一读就热泪盈眶的程度。他几乎读完了他所有的书，这些书是一名看守从他祖父的藏书中偷来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还和另一位看守的母亲保持着有趣的通信，直到他的安全负责人明令禁止，这场通信才告一段落。每日的报纸补充了当日阅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