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猪大腿了。”这些只是为了让玛露哈知道，她在家里留下的秩序依然保持着原样。所有这些，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对玛露哈有着激励的作用：生活在继续。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并没有要释放她的迹象。基多·帕拉满口空洞的解释和幼稚的借口：埃斯科瓦尔拒接电话；他消失了。比亚米萨尔质问他。帕拉只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说，由于警方在麦德林贫民窟的屠杀行为不断增加，情况变得复杂了。他援引了一句话：只要政府不停止那些野蛮的行为，释放任何一名人质都会是非常困难的。比亚米萨尔没有让他把话说完。
“这不是条约里的内容，”他说，“一切都建立在法令清晰的基础上，现在也很清晰了。这有关名誉，别跟我耍花招。”
“您不知道当这些家伙的律师有多倒霉，”帕拉说，“我的问题不是我收不收钱，而是事情必须得顺利进行，否则我就没命了。您希望我怎么做？”
“我们别废话了，”比亚米萨尔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要警察不停止屠杀，不停止处罚罪犯，玛露哈女士就没有被释放的可能。事情就是这样。”
比亚米萨尔被愤怒遮蔽了双眼，他说了许多辱骂埃斯科瓦尔的话，并总结说：
“您快滚吧，因为杀死您的人会是我。”
基多·帕拉消失了。不只是因为比亚米萨尔的激烈反应，还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有关，埃斯科瓦尔似乎无法原谅他滥用谈判者的职权。埃尔南多·桑托斯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基多·帕拉害怕地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埃斯科瓦尔写了一封可怕的信，基多·帕拉甚至连读这封信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人疯了，”他告诉他，“谁都不能让他平静下来，除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埃尔南多·桑托斯意识到，这个决定中断了他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之间唯一的联系，他试着说服基多·帕拉留下来，但没有成功。基多·帕拉求他帮最后一个忙，让他帮忙办一张去委内瑞拉的签证，并让基多·帕拉的儿子完成在波哥大现代中学的学业。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传言让人们相信，他在委内瑞拉的一所修道院避难，他的一个姐妹在那里当修女。埃尔南多·桑托斯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在麦德林一辆无照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他和他当时读高中的儿子的尸体。
比亚米萨尔需要时间从可怕的挫败感中恢复过来。他后悔轻信埃斯科瓦尔的话，悔意压得他无法喘息。他觉得失去了一切。谈判过程中，他随时同图尔巴伊博士和埃尔南多·桑托斯分享进展，他们也失去了与埃斯科瓦尔沟通的渠道。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最后，他没有讲述自己的困难，而是告诉他们可能激励他们的消息。他陪前总统待了几个小时，图尔巴伊已经凭借着令人痛心的克制精神承受了女儿的死亡。他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情绪，拒绝任何一种表态，他变得隐形了。埃尔南多·桑托斯陷入了深深的挫败感中，因为他把解救儿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帕拉的调解之上。
对玛丽娜的谋杀，尤其是承认和宣布谋杀的残忍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人反思往后应当如何行动。“高贵者”式调解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经穷尽了。然而，似乎没有其他有效的调停者，好心好意与间接手段又缺乏实际意义。
比亚米萨尔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他去向拉法埃尔·帕尔多发泄。“您想象一下我的感受，”他倾诉说，“这么多年来，埃斯科瓦尔一直折磨着我，也折磨着我的家人。起初，他威胁我。后来，他袭击我，我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他继续威胁我。他杀了加兰，绑架了我的妻子和妹妹，现在还想让我捍卫他的权利。”然而，这样的发泄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解救被绑架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深入虎穴。直截了当地说：他唯一能做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得做的——是飞到麦德林去，掘地三尺地找到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面对面地和他商议这件事。
[1] 在西班牙语中，“您”与“他/她/它”的变位形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