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一家回到巴黎，哈德莉似乎又回过神来，也许她终究不想把丈夫拱手让给宝琳。她感觉海明威只是容易被赞美的话语冲昏头脑；如果离开他的情人崇拜者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清醒过来。最后一次，她艰难地想挽救自己的婚姻。哈德莉向海明威和宝琳宣告，如果他们可以分开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之后他们还觉得爱着对方，她就同意和海明威离婚。
海明威和宝琳接受了她的条件。他们决定，度过这三个月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人各自待在两个不同的大洲。9月底，宝琳登上了开往纽约的“佩因兰号”（the Pennland）远洋客船。在给海明威的信中，她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但她不能容忍哈德莉的挑衅，决意盯紧自己的战利品。如果哈德莉再多说三个月，她也会忍下来。 [1]
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宝琳的耐性渐渐被消磨，绝望感也越来越沉重。她写信对海明威说，虽然她觉得对不起哈德莉，但同时也急于把事情做个了结。三个月一到他们必须离婚。她要求海明威，无论哈德莉在经济上提出了什么样的条件，他都得答应。 [2]
在巴黎，海明威闭门谢客。三角关系的纠缠和《太阳照常升起》的紧张筹备工作，一定让他感到压力巨大。他告诉宝琳，他感觉自己肝肠寸断，“你是我想要的全部，菲弗，上帝啊，我如此想念你”。他不喝酒，不见客，也停止了和巴黎文学圈的交往。 [3]
“我在做不寻常的写作实验。”他向菲茨杰拉德写道。
海明威还谈到，从之前一年的圣诞节起，他就饱受地狱般的煎熬。他承认这是他咎由自取，但地狱终究是地狱。现在，他想逃出去。
“我确信我们会像国王一样快活。”他写道，引用了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4] 的一句诗。但他接着又问：“国王有多快活？” [5]
和宝琳分别6周，海明威也陷入了绝望。他怀疑哈德莉可能会故意拖延，再次延长他和宝琳分开的时间。可能她根本不想离婚。他对宝琳说，也许他应该就此自杀算了，这样就能让她从破坏他人婚姻的负罪感中解脱，也能让哈德莉从离婚的羞辱感中解放。
“我宁可在这个世界还有所残留的时候死掉，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坍塌、毁灭、耗尽。”海明威对宝琳说。 [6]
同时，麦克斯韦·柏金斯在全然不知海明威低落情绪的情况下，开始准备隆重推出《太阳照常升起》。《春潮》的销量一般，但他让海明威不要因此感到沮丧。在纽约，期待《太阳照常升起》的呼声日益高涨。
“你可能意识不到人们对你的评价有多高，那些业内一言九鼎的人又是如何郑重其事地评价你，最后他们的评价都成了共识。” [7]
到了9月份，《太阳照常升起》已经编订完毕，可以付梓了。总的来说，柏金斯只对文稿做了些微小的编辑改动。他的小改进既让小说达到了公众能够接受的水准，又令其不失那种撩人的粗犷。柏金斯对此很满意。
海明威让柏金斯把格特鲁德·斯泰因那句“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以及《传道书》里“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那段话都印在书名页上。柏金斯为了劝他别这么做，颇费了一些力气：书名页上写这么多字，会显得非常拥挤、怪异。他把这几句格言挪到了新定好的献词页背面。这一页之后，读者便一头扎入了书的正文部分。柏金斯认为，这样的安排很好地突出了这两句格言。
“让它们独占一页，就是很好的强调。”他对海明威说。 [8]
即使当时海明威在私人情感上已经精疲力竭，他和柏金斯的关系却似乎单纯得让人感动。当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准备发布《太阳照常升起》时，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越发亲近。在9月中旬的一封信里，柏金斯已经把海明威称为“我亲爱的海明威先生”了。通信中洋溢着幽默与兴奋，海明威深陷其中的绝望和焦虑，在信中一点儿也没有显露。
即便海明威整日愁眉不展，禁闭自己，他还是找到了兴致，至少光临过一次聚会。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和他的妻子办过一场晚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带着新婚妻子比阿特丽斯前来参加，海明威也到了，带上了最新的作品——一首诗，打算读给朋友们听。诗的题目是“致悲剧的女诗人”。在大家的注目下，他读了出来：
你拿着刮胡刀片
一片新的，免得感染
左右划破了两只手腕
伤口却浅得看不见
唐纳德·斯图尔特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首诗明显写的是多萝西·帕克，过去三年中她两度想要自杀。海明威继续读着，诗里描绘了不幸的女诗人最近的一次西班牙之旅：
一路上你轻蔑地翘着下巴
走过阿拉贡、卡斯提尔、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男人伸出咸猪手
掐了你这犹太人的圆屁股一下又一下
然后，这首诗的主人公很快回到了巴黎，“没出什么事” [9] ，又为《纽约客》写了更多的诗。帕克与海明威、本奇利来到巴黎之后不久，确实去过西班牙。那个国度中，大概所有的事物——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