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义和去殖民化运动在全球南方的兴起等——被“统合”到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叙事框架之下时，我们看到了这些“地方性”（local）的历史与全球史之间的联系，也看到了它们相互之间在一个更大网络中的相互关联。贝克特把呈现“资本主义的大转型”设定为他的写作目标，全球史叙事框架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④ 在这个框架下，棉花帝国的故事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章，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旋律下，各种相关的历史变奏曲都在其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演绎。
对“资本主义”概念的改造是本书方法论上的另一个亮点，也是贝克特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创性贡献。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看重“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以至于人们也时常将之认为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唯一或全部内容。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介绍了两个新的概念：“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和“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分别用来描述18到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前后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具体说，“战争资本主义”指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到18世纪后期棉纺技术革命开始之前这一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则用来描述19世纪后期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侵入到20世纪中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一时段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处理意义何在？一些熟悉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论述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贝克特的两个新概念分别与马克思讲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列宁的“帝国主义阶段”相重合，新瓶装旧酒，并无特别的新意。我不这样认为。我更愿意认为这是贝克特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上的改造。当然，将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排列在一起，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种不同形式的“棉花帝国”相呼应，为《棉花帝国》创造了一种有效的叙事逻辑。我认为，贝克特的用意远不止于如此。他的更深用意在于展示，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比我们理解的更长，也更复杂，而且资本主义的历史远未结束。通过新概念的使用，我们看到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共同分享一些本质性的特征——包括暴力的使用、对外部领土资源的占有、对不同空间的劳动力队伍的重组、跨国网络的建设以及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盟等。这些特征并不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而是起源于战争资本主义时代，并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继续得以使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贝克特的新概念还扩大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参与者队伍，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都纳入到叙事中，一方面展示为先前那种“看似更为高尚、更为纯净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所排斥的内容，⑤ 另一方面也展示棉花帝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和在各种层次上的冲突与斗争。
强调“国家”在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贝克特方法论的另一个亮点。对利润的追求无疑是棉花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但“棉花帝国”必须依附一定的“国家”体制才能运作。在贝克特的叙事中，无论是在棉花帝国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能看到“国家”的身影，也总是看到“国家”与资本的结合。早期欧洲帝国对美洲殖民地的占领和瓜分，为欧洲定居者和商人积累财富创造了条件。同样，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国家也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获得了非西方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与此同时，“国家”对内建立法治和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创造带有保护性的经济秩序，对外则采取野蛮方式，无视他人的利益。资本主义与“国家”的联姻与互动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西方国家得以转型的前提条件。正如贝克特所说，“随着国家开始扮演越来越中心的角色，越来越以延续性最坚韧、权威最为强大的和发展最为迅速的体制出现的时候，”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合便越来越成为双方都需要的选择。因为有“国家”的“有形之手”，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才能后来居上，在世界经济的“大分流”中成为拥有特权的发达国家。当“国家”内部的政治构成发生变化的时候——譬如工人阶级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或殖民地国家的精英要求获得独立等——“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所以，在棉花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是“棉花帝国”的建构者和参与者，也可能成为它的终结者。“国家”和“国家行为”是我们理解全球化进程的关键。
在这样的语境下，贝克特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长资本主义”（long capitalism）的故事，而居于这个故事的中心位置的是棉花。为什么是棉花而不是其他东西？为什么是“棉花帝国”而不是其他什么帝国？贝克特称，棉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将不同大陆连接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关于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性网络”。棉花将“看似对立的各方带到统一平面之上”，促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产生。这个被贝克特称作“多元统合”（unity of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