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65年后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改变了全球更多的农村地区。棉花帝国工业中心地带的制造商需要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居住在远离欧洲和北美城市中心的大多数人类能感受到他们的贪婪。随着美国奴隶制的废除，印度、埃及、美国南部、巴西以及（几十年后的）西非和中亚的耕种者被吸引到新的劳动系统中，生产数量众多而且越来越多的棉花。多亏了他们的辛苦且报酬很低的劳动，直到20世纪，棉花和棉花商品贸易在大西洋世界和亚洲“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单一贸易”。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棉花贸易商东洋棉花会社还认为：“棉花无疑是世界国际贸易中的首要商品。”1
总的来说，新的劳动制度的出现和原棉产量的惊人增长表明，工业资本主义最具革命性的一个项目是在制造业中心和农村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资本家已经做到了几十年前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在不依赖奴隶制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全球农村完全融入到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中。这种成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主要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的持续鼓动才能出现——现在可以深入到原本十分偏远的世界各地。工业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乘坐火车穿越贝拉尔，通过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传播棉花价格，并跟随在“平定”塔什干和坦噶尼喀的军事行动之后。
这些棉花大王紧紧跟随一个强化的国家的脚步，进一步推动了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双重过程。他们将都市资本推向世界奴隶地区之外的棉花生产者，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摧毁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棉花从农场运送到工厂的旧商业网络。而且他们破坏了手工纺纱和手摇织布，造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去工业化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人，特别是妇女，放弃了他们的纺纱和编织工作，这些工作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在他们的社会里一直都很重要。
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都市资本和制成品转移到世界农村更广泛的地区。欧洲商人在他们传统上最薄弱的一个巨大领域——亚洲最为成功。正是在亚洲，他们设法更为接近棉花的实际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到了19世纪70年代，贝拉尔的中心市场城市卡姆加奥恩有着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商人，他们都专注于收购原棉。这些商人派印度代理商到附近的种植区购买原料，然后在将其运往孟买港之前对原料进行清洗和压平。他们现在真正获得了对棉花贸易的控制，不再像他们从前几代人继承下来的那个世界里那样，“贸易完全掌握在当地商人手中”。2
正是奴隶劳动力的终极危机，把欧洲商人（后来也包括日本商人）推向内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印度、埃及、西非和其他地区的港口城市。1861年奴隶制解体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制造商就希望欧洲人能“诱导……在印度内地占据一席之地，并监督当地人之间的贸易”。一年后，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向孟买驻地总督表示支持“在这些地区设立代理机构，直接从种植者阶级而不是通过中间人购买棉花”。然而，在印度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印度棉花经销商深深扎根于当地棉花贸易和棉花生产村庄的社会结构中——事实上，如果不彻底改变印度的社会结构，很难想象欧洲资本家能够取代他们的印度同行。但他们做到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支持，到1878年，一位英国殖民管理人员观察到，“［贝拉尔的棉花］贸易……几乎完全落入欧洲商人手中”。3
在诸如贝拉尔的卡姆加奥恩这样的欧洲资本主义偏远腹地控制棉花生产的资本家中，有福尔卡特兄弟公司。这家瑞士商行的总部设在康斯坦茨湖畔的温特图尔镇，自1851年以来一直活跃在印度棉花贸易中，依靠印度经纪商的服务为欧洲市场购买棉花。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他们把资本转移到更接近棉花实际种植者的地方，在包括卡姆加奥恩在内的印度棉花种植区建立了采购机构，并设立了轧花厂和压平厂。福尔卡特的代理商从当地经销商那里购买棉花，用公司自己的轧花机进行加工，然后在“福尔卡特压平厂”把棉花压平，然后用铁路将棉花运到孟买，在孟买，福尔卡特代理商给棉花贴上商标，然后运到利物浦、勒阿弗尔或不来梅，再卖给工厂主，那些工厂主信任印有“VB”字样的棉包品质。旧制度依赖许多中间商人，而现在福尔卡特兄弟公司独自提供服务，直接将棉花种植者与棉产品制造商联系起来。4
到1883年，有16家福尔卡特压平厂分布在贝拉尔农村，到1920年，福尔卡特公司将成为印度棉花的最大发货商，销售超过18万包棉花，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福尔卡特并不是唯一的一家。其他欧洲商人，例如拉利、克诺普和西格弗里德的代理商、轧花厂和压平厂也都很活跃。20世纪初，日本的棉花贸易公司加入了这一行列。到1926年，仅东洋棉花会社一家在印度就有156个分支机构，而公司的大部分利润来自这种内陆贸易活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