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和日本出口商迁往一度偏远的棉花生产城镇，农村种植者得以将其产品销往全球市场。可以肯定的是，将种植者与欧洲和日本商人联系起来的小型交易商和放债人持续存在，这些人继续向印度农民提供资金以让后者获取种子、缴纳税款和挨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同时收取高得惊人的利率。这些放债人深深扎根于农村，欧洲商人依赖他们，正如当地人需要欧洲商人以进入市场和获得资本一样。6
瑞士棉花商福尔卡特兄弟公司与棉花种植者和制造商的连接网络，1925年：采购和销售组织。
然而，尽管放债人持续存在，但此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50年代还在棉花出口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印度棉花商，此时却已被推到了贸易的边缘位置。尽管他们在美国内战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许多人在战后棉花价格迅速下跌时就破产了。此外，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变和连接利物浦的电报的出现，以及印度棉花期货交易，都挤压了通过托运单销售的商人的投机利润。作为回应，欧洲各大商家将他们的业务纵向整合，将种植者和制造商联系起来，就像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一样。而印度商人没有能力在欧洲制造商附近建立业务，因此无法复制这一举措。因此，印度商人日益受到压力，特别是在海外贸易方面。1861年，他们仍然出口了孟买67%的棉花，但到1875年，他们的份额下降到只有28%，而且一直在下降。由于无法在海外棉花贸易中竞争，这些商人中的一些将把资本投资于印度还在发展中的棉纺厂上。7
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注入棉花生产的过程也是类似的。例如，在埃及，“商人派代理人到村庄购买小份棉花”，要么从当地商人那里购买，要么直接从耕种者那里购买，这样做打破了埃及总督曾经的完全垄断地位。这些商人中有许多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棉花繁荣之后来到埃及的希腊人，而且几乎都是家族或同乡网络的一部分，这种网络不仅延伸到希腊，而且还延伸到的里雅斯特、马赛、伦敦和曼彻斯特。8
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丘库洛瓦，情况类似，希腊人和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商人担任这一角色，他们首先是与亚美尼亚商人取得联系，亚美尼亚商人把他们的跨地中海网络与农村耕种者联系起来。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外国银行和贸易公司已经介入，开始排挤本地资本家。1906年，德国黎凡特棉花协会（German Cotton Society of the Levant）开始运作，1909年德意志东方银行（Deutsche Orient Bank）在梅尔辛开设分行，一年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开始大量投资灌溉计划。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农村的资本化甚至更进一步，外国投资者开始拥有整个棉花种植园。在墨西哥的拉拉古纳，英国投资者经营着巨大的棉花种植庄园特拉华利洛农工垦殖公司（Compañía Agricola, Industrial y Colonizadora del Tlahualilo）；在密西西比州，英国棉纺有限公司（British Spinners Ltd.）拥有三角洲和松地公司（Delta and Pine Land Company）及其名下的3.7万英亩的棉花田。9
即使在长期受大量注入的欧洲资本影响的北美产棉各州，商人和棉花种植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趋向于采用印度和埃及开创的帝国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使棉花种植者边缘化。在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依赖和接受欧洲资本的主要棉花种植区。但在美国与印度不同的是，商人在强大的棉花种植者种植园主面前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19世纪末，随着商人获得新的权力和资本以新的方式进入南方农村，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0
承购商的缓慢消失是重新塑造美国棉花贸易的核心。这些承购商通常会给种植者预付资金，替他们贩卖作物，并向他们提供物资，现在这些承购商被定居在内陆城镇的商人所取代。内战结束后，随着通往南部腹地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显著改善，棉花帝国进一步向西移动，种植者开始将棉花直接卖给商人或工厂的代理人，甚至卖给外国买家，而不是委托一个遥远港口的承购商销售。结果，达拉斯这样远离海洋的得克萨斯内陆城市成为重要的棉花交易场所。早在1880年，达拉斯就有33个这样的棉花采购商，其中许多是欧洲和美国大型公司的代理商，如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的亚历山大·斯普朗特（Alexander Sprunt），还有弗兰克·安德森（Frank Anderson）和门罗·安德森（Monroe Anderson）。安德森兄弟与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共同建立了安德森－克莱顿公司（Anderson, Clayton & Co.），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经销商。11
随着棉花采购转移到美国内陆城镇，那里也设立了棉花压平厂和轧花厂，棉花分级员等专家也随之进入，这与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情况非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