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替代性的原料生产体系，最终令他们悲叹的是，他们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还是加深了。正如达卡行政专员邓巴先生（Mr. Dunbar）于1848年总结的那样：“在这个古老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土地昂贵，租金高昂，农业服务几乎不为人知。当地的农业人口非常缺乏技艺、精力和创业精神，那里的农产品如此劣质，运输成本又如此之高，与美国的竞争似乎是一项无望的任务。”68
与印度相比，埃及存在着强制劳动、征用土地甚至是实行奴隶制的可能性。棉花在埃及很晚才成为主要出口商品，那是在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统治期间实现的。作为阿里创造充满活力的国内棉花工业的努力的一部分，19世纪10年代后期，他把移居纽约很久的法国纺织工程师路易斯·亚历克西斯·朱梅尔（Louis Alexis Jumel）带到国内。朱梅尔偶然发现开罗一座花园的棉花丛有着异乎寻常的长而坚固的纤维。在阿里的支持下，他进一步改良了这种品种。到1821年，这种被称为朱梅尔棉的棉花已经开始大量收获，并在欧洲找到了市场。69
阿里明白这种新的出口作物的潜力，并命令在全国各地种植这种棉花。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有强制性的成分在内。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被迫在国有土地上种植棉花。他们还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特定的方式种植棉花，向国家出售作物，还要无偿工作。政府制定棉花价格，并控制在亚历山大港的外国商人的运输和销售的各个方面，明确禁止商人从埃及种植者那里直接购买棉花。工人也被迫挖掘运河给作物灌溉，在下埃及修建交织成网的道路，用于向市场运输作物。正如1843年纽约的《商人杂志与商业评论》（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rnercial Review ）所记载的那样：“棉花并非由农夫自愿栽培，而且如果不是帕夏的专制干涉，可能根本没多少人会种它。”与在美国不同，在埃及，暴力强迫不是由个人施加的，而是从一个前现代国家施加到农民身上的。70
埃及政府也控制了棉花贸易。直到19世纪50年代，与依靠信贷经营的美国种植者不同，埃及统治者成功地限制了外国商人对国内棉花贸易的影响，尽管这些人在地中海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中心位置。政府以固定价格购买棉花，集中到中央仓库，然后运到亚历山大港，而阿里是唯一向外商出售原棉的销售者。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埃及国家收入的10%到25%来自这种棉花销售。71
埃及棉花在为欧洲制造商提供原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2 1825年，英国工厂老板注意到，埃及的出口“事实上遏制了最近其他地区棉花价格整体上涨的趋势”。但他们认为，埃及棉花的主要价值在于可以代替美国的长纤维海岛棉，这点至关重要，“一旦发生任何政治事件，使得我们不能获得美国棉花，埃及棉花就可以用作替代品”。73
1821—1859年埃及棉花出口（以百万磅计）。
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没有发生。至少这时还没发生。相反，从美国南方流入的棉花越来越便宜。奴隶制与攫取原住民的土地结合起来，在欧洲资本的推动下，将原材料不懈地投入欧洲的核心产业。欧洲资本的大量输入改变了美国的农村。土地变成了财富，并且跨越巨大距离，将奴隶和工人、种植者和制造商、种植园和工厂联系起来。在工业革命之后，奴隶制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政治经济的中心。但是，这个以扩张领土和暴力支配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正如《不来梅商报》（Bremer Handelsblatt ）在1853年所说的那样：“欧洲的物质繁荣系于棉花之上。如果奴隶制突然被废除，棉花生产将一下子下降六分之五，所有的棉花工业都将被毁灭。”7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商对棉花的渴求由于意料之外的原因，从意想不到的方面得到了缓解：亚洲棉花制造业圈缓慢而稳定的崩溃。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地方性棉花制造网络仍然是世界上强大的存在。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整个亚洲，用于家用或当地市场的棉花种植仍然重要；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更多的棉花进入了这种有限的流通，而不是进入工业生产。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直到1886年，托马斯·埃利森（Thomas Ellison）还观察到：“土著棉花从远古时代就已经种植和生产，当地土著人大部分都穿着自己生产的织物。75
在中国也是如此。纺纱工和织工这时仍在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大多在家里工作，靠家属劳动，继续为巨大的国内市场服务。他们使用的大部分棉花来自自己或邻居的田地，而另一些人则从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大型棉商那里买了棉花。一位英国旅行者在1845年观察到：“在晴朗的秋天的早晨，通往上海的道路挤满了一队队来自棉花田的苦力。”这位观察者见证了一个棉花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远离欧洲人主宰着种植、生产和消费的棉花圈子。日本基于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