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中。他们生产的棉花主要用于国内消费，而且往往自己生产衣服。英国所认为的“失败”，更应该被看作棉花生产在可能性和优先性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证据。棉花的单一种植在美国南方非常盛行，而在印度完全不存在。印度的耕种者偏好自给农作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种植市场作物失败了就会挨饿——一个观察者形容“种植者在各自的田地里同时种植棉花和谷物，不分青红皂白地按照他们的意愿或利益指示”。当地农民只是把棉花“作为一种次要作物”，一位英国收税官哀叹道。62
而且，印度人不愿意采用新的种植方法和新的市场准备方式。他们抵制使用外来种子，而且继续用脚踏的丘卡轧花机处理棉花。这种对不同种子和棉花加工方式的抵制，在英国殖民者看来非常疯狂，但从印度种植者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理的。毕竟，他们使用的技术非常适合当地的社会和环境条件，当地的种子也是如此。而且，农民最大的客户是本土的纺织工人，所以他们种植了自己认为迎合当地市场的棉花。在资金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生计的农作物上，采用成熟的技术，迎合成熟的市场。既然资本不是来自欧洲商人和印度商人，那么生产的革命化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另一个潜在的控制生产的战略是创造一个农村无产阶级，但这在没有明确的土地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土地私有产权只有在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和强大的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63
印度农民对土地、劳动力和棉花生产方式的控制非常有效，同样，当地商人在交换过程中依然强大，这有效地限制了西方的侵占，并且有效地阻止了农村的革命化。棉花贸易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然主要由印度代理商、经纪商、中间商、贸易商，甚至出口商主宰。尽管“英国的利益方……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调整棉花的销售使其适应出口经济的需要”，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1842年，孟买商会提出了一个一直无解的问题：“为什么英国的资本在其他地方如此强大，人们也期待它在印度能够有所作为，却最终完全无法运作呢？”他们列举了欧洲资本家面临的诸多不利条件：人数很少，在孟买只有40个欧洲商人在处理棉花；他们不得不适应“现有的商业状态”；他们感叹“必然会遇到许多反对和强制”，而且不得不与当地的纺织商竞争。64
甚至西方商人在棉花种植区开展业务时，也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阻力。“由于他们是欧洲人，这些耕种者被教导不要信任他们，而且在要价的时候价格也会比给当地商人的高很多。所有事情上都会碰到类似的限制，从劳工的价格、雇车的费用、仓库的租金，到请人轧花的费用，都是如此。”因此，对欧洲商人来说，想要“在内地维持据点”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商人只能限制于“购买送到孟买来卖的棉花”。尽管他们知道，需要“在这个国家的内地设置商品代理人”，才能谈得上改造棉花生产，但他们不可能“冒险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远离他们控制的地区，而如果想在古吉拉特维持据点，就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去建造房屋，给耕种者们预付资金”。在贝拉尔，直到1848年，“棉花通常由流动经销商从产棉的农村里以小批量购买”，大部分棉花由农民自己纺织，而“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资本家能做出值得一提的进展”。与在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还不具备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在1847—1848年认为可能必要的能力：“对于欧洲资本家来说，他们需要自己与土地上的耕种者直接沟通。”65
总之，欧洲人只是非常表面地进入了印度的棉花种植领域。西方商人对印度农村的棉花种植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对棉花从生产者转移到沿海贸易商的方式也影响不大。英国人在大农场里使用受薪工人种植棉花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无法动员起劳动力。有一位棉花农场的负责人写道：“当村民需要这些人的劳动时，他们就不去农场了，一些领了政府月薪的人在早上说他们病了，不能上班。到了晚上，我发现他们在为村民工作。”66
鉴于这些麻烦，强制劳动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事实上，美国以奴隶为基础的棉花种植体系的成功范例，使得一位商人在1831年要求公司考虑是否应该采用“一点点温和的强制措施”。另一位作家同样认为，欧洲人应该雇用“孤儿院的学徒”，而其他人则倾向于让犯人和苦刑犯服劳役。所有这些想法都未能付诸实行，欧洲的棉花种植园也没能出现。相反，东印度公司必须不断与地方统治者、地方权力结构打交道，面对当地的财产所有权模式以及当地的生产方式。英国在印度面临的困难清楚表明了印度与美国的决定性差别。尽管拓殖者与美洲原住民的冲突无论在生命上还是财产上都耗费巨大，但结果都让拓殖者完全控制了土地和资源。原住民的做事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当地人被彻底毁灭了。67
就像安纳托利亚和西非等地的农民一样，印度农民塑造了一个可以抵制欧洲商人资本冲击的世界。由于欧洲人无法将身体强迫和无所不包的土地征用转移到世界的这些地区，也没有权力去强迫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