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在一起。在这个面积大约7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宽阔的密西西比河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沉积物，使其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棉花田的苗床。1859年，三角洲地区6万名奴隶产出了惊人的6600万磅棉花，这是18世纪90年代初圣多明各在其生产高峰期时出口到法国的棉花数量的近10倍。28
为了使三角洲地区成为工业世界最重要的商品的主要产地——可以把这里理解为19世纪初的沙特阿拉伯——必须要从原住民那里获得土地，而劳动力、资本、知识和国家力量必须要统统动员起来。1820年至1832年间，一系列由小规模冲突和武装冲突支持的条约将大部分土地从原住民乔克托人那里转移到白人定居者手中。满怀希望的棉花种植者使用货车、木筏和平板船从南部的其他地方带来奴隶，清理那片“丛林般的”植被，然后锄地，播种，修剪幼苗，最后收获棉花。关于三角洲是“世界上最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南方，那些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本（主要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和有着专业知识的种植者开始进入这个地区。他们建造的种植园成了繁荣的产业：到1840年，在三角洲中心的华盛顿县，奴隶和白人居民的比例超过了十比一。到1850年，全县每个白人家庭平均拥有80多名奴隶。三角洲地区最大的种植者斯蒂芬·邓肯（Stephen Duncan）拥有1036名奴隶，到19世纪50年代末，他的财产估值达130万美元。三角洲地区的种植园并非典型的棉花农场，而是高度资本化的产业，事实上也是北美最大的产业之一，所需要的投资几乎超出所有北方工业家的能力。从三角洲地区豪华典雅的豪宅的前廊来看，财富似乎是从土地中流出的，这是一个奇异的炼金术的结果，这个炼金术结合了无主土地、奴隶劳动以及——我们将会看到——源源不息的欧洲资本。29
种植者对全球棉花市场的支配日益增长，实际上又反过来有助于其自身的成长。随着棉花种植在美国南部扩张，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消费者越来越依赖这种供应，美国南部与欧洲之间的机制化联系加深了。欧洲进口商人向查尔斯顿、孟菲斯和新奥尔良派出各自的商业代表，他们还定期与大西洋彼岸的商业伙伴通信。这些商人建立了密集的航运网络，并将棉花贸易与他们的其他业务结合起来。从事棉花交易的人们经常穿越北大西洋，建立了紧密的商业联系、友谊甚至婚姻关系。反过来，这种网络使跨大西洋贸易更安全，更可预测，从而降低了成本，使美国与其潜在竞争者（如印度或巴西）相比具有另一个决定性优势。
所有这些网络的核心是，棉花从美国流向欧洲，而资本流向相反的方向。这种资本往往是通过抵押奴隶担保的，如果债务人违约，抵押贷款的所有者有权获得特定的奴隶。历史学家邦尼·马丁（Bonnie Martin）表明，在路易斯安那州，88%的按揭抵押贷款使用奴隶作为（部分）抵押；在南卡罗来纳州是82%。她估计，总共有数亿美元的资本是由人类财产担保的。因此，奴隶制不仅允许迅速分配劳动力，还允许迅速分配资本。30
种植者从这些征用的土地和劳动力中获得了巨大财富，然后再投资于农业改良，这也是成功如何带来更多的成功的另一个例证。他们试验了各种来自印度、奥斯曼、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地区的棉花杂交种，创造出适应特定局部气候和土壤的棉花品种，最终培育出成百上千的棉花品种。最重要的是，1806年，纳奇兹种植园主沃尔特·比尔林（Walter Burling）引进了墨西哥的棉籽，这种棉花的棉铃较大，采摘起来更容易。据专家说，这种棉花“纤维质量更好，特别是纤维长度更长，并且抗‘腐烂’”。这种棉花在墨西哥中部的高原地区由美洲原住民栽培了数个世纪，一经引入美国，就被美国种植者占用，成为“美国及世界各地所有陆地棉品种的基本种质”。新的棉花的采摘速度是当时常见的佐治亚绿籽棉花（Georgia Green Seed cotton）的3到4倍。这里残酷的讽刺之处在于，美洲印第安人开发了一种非常适合美国环境的棉花，结果极大地推动了对他们土地的掠夺，并使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劳动更富有成效。31
在劳动控制和农业方面的这种创新，通过建立密集而显著地方性的知识传播网络而日益制度化。书籍、农业机构、《狄波评论》和《美国棉花种植者》这样的杂志，以及地区性的农业展览会，都传播了关于如何选择种子、如何组织劳动力、如何解读市场、如何耕种和种植，以及在哪里投资的信息——简而言之，如何完善“实用种植园经济”。32
欧洲的工业革命也积极地影响了美国南方奴隶制的演变。帮派劳动（gang labor）② 绝不是新的，但从来没有像在棉花种植园里那样盛行，它体现了工业劳动的新节奏，一位作者将其称为“军事农业”。在棉花农场里系统化地动员奴隶妇女和儿童进一步扩大了产量。结果，美国的棉花生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农场奴隶数量的增长。这些增长一部分与采用不同的棉花品种有关，但也与系统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