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剥削有关。19世纪的种植园奴隶制使得美国出现了一种不可能存在于世界其他新兴工业中心地区的劳工组织。由于种植园通常比工厂大，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而且除了18世纪90年代伊莱·惠特尼的轧花机出现时的一系列发明浪潮，棉花农业的技术进步有限，种植园的生产力提高只能来自劳动力重组。奴隶主通过近乎完全控制工作过程来保证生产力的提高，这是对奴隶的暴力支配的直接结果。而在世界上新兴的纺织厂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这些纺织厂里，工人成功地维持了他们所出身的农场、小作坊和工艺行会的节奏。33 对劳动者的全面控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它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取得了第一个巨大的成功。
种植园主支配劳工的方式与英国商人和印度农耕者或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他们可以更加严厉地鞭笞奴隶，因而发明了越来越残酷的惩罚劳动力的方法。事实上，根据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的说法，酷刑是美国种植者生产更多棉花的能力的根源。劳动力会计方法的创新进一步帮助种植园主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劳动力。正如管理学学者比尔·库克（Bill Cooke）所说的那样：“它（种植园）是工业纪律早期发展的地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棉花种植园生产力的提高，棉花价格下降，英国制造商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一趋势加上许多其他因素，最终将会破坏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并使后来世界各地农村融入全球棉花帝国的过程更加容易。34
工业生产的节奏也以其他方式进入了种植园。由于棉花农业的扩张取决于信贷的预先到位，有时这种信贷以奴隶抵押担保，而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伦敦货币市场，因此它的模式此时遵循市场的竞争逻辑，而不是个人突如其来的愿望和区域的具体情况——资本流向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多棉花的地方。让南方种植园主大为感叹的是，代为售卖种植园主的棉花，为他们提供货物，并提供信贷的代理商和伦敦货币市场是他们财富和权力的决定性来源。但伦敦的货币市场和兰开夏郡的制造商同样依赖当地暴力掠夺土地和劳动力的老手。东海岸种植者原来的老式家长制，部分由互惠互利的重商主义逻辑和更广泛的英帝国经济里母国和殖民地之间受保护的往来庇护，这时已经被以商业资本为中介的更自由、更有竞争力和流动的社会秩序所取代。对财富积累的贪婪欲望加速了棉花生产的“社会新陈代谢”。事实上，战争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自于兰开夏郡的工业（受薪）劳工中心。在18世纪，奴隶制使得工业起飞，现在它成为其不断扩张的组成部分。35
被攫取的土地、奴隶劳动，以及给予了奴隶主对劳动力极大处置权的国家统治，这三者的特殊结合给那些拥抱它的人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早在1807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据说返还了22.5%的投资。成千上万的种植者与棉花边疆一起移动以获取这样的利润。棉花的利润率也表现在奴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新奥尔良一个年轻的成年男性奴隶的价格在1800年时大约为500美元，但在美国内战之前却高达1800美元。我们不妨看看佐治亚州的年轻种植园主约瑟夫·克莱（Joseph Clay）的故事。他于1782年买下了佐治亚州查塔姆县的皇家谷，这是一个稻米种植园。他在土地上种植稻米，一直种到1793年。那一年，他听到了惠特尼的轧花机的消息，于是借了3.2万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购买额外的奴隶，将部分田地改种棉花，又添置了一些轧花机。棉花生意非常赚钱，仅仅7年之后，他就偿还了债务，对庄园进行豪华装修，并购买了更多的奴隶和轧花机。当克莱于1804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价值27.6万美元。36
奴隶制的报酬：利物浦美国中等棉花价格指数（1860年= 100）。
同样，南卡罗来纳州靛蓝种植者彼得·盖拉德（Peter Gaillard）因为棉花业的繁荣，财产得以复苏。1790年，由于英国市场的消失，盖拉德的靛蓝事业几乎崩溃，只能在种植园里种植供家人糊口的粮食。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提及的那样：“在引入棉花作为市场作物之前的灾难性的十年里，他和其他人一样，陷入了债务和痛苦之中。”然而在1796年，他开始种植棉花——“一个辉煌的前景展现在这些沮丧的种植园主面前”——这种作物的利润丰厚，4年后，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并于1803年在自己的地产上建造了一座新的庄园。强迫劳动意味着获利迅速，到1824年，他已经拥有500名奴隶。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一世（Wade Hampton I）也有同样的经历。据说他在1799年的第一次棉花收成中获得了7.5万美元的利润，到1810年，每年他从棉花种植园获利15万美元。他的儿子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利用部分利润搬迁到了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未来的棉花种植者丹尼尔·乔丹（Daniel W. Jordan）在调查密西西比州种植棉花的机会时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