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能力而异。事实上，当帝国臣民成功地保留了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时，整合进全球经济的过程有时会失败或陷入困境。6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恰恰证明了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奴隶和新帝国主义的出现是同时进行的。奴隶制变成了自由劳动力，地方主权让位给民族国家和帝国，骡子和骆驼让位给铁路，战争资本主义让位给科学农业改革，由积极的殖民代理人吸取工业资本主义的教训去推动执行。国家带来了军事统治和平定、基础设施和土地产权。这些国家组成了新的影响深远的全球网络，而全球网络反过来又促进加强了各国。
在19世纪为解放奴隶而爆发过大斗争之后，欧洲的棉花消费国、美国和日本果断地采取行动，控制和开发可以种植棉花的地区。这种“棉花潮”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达到了顶峰，当时新的帝国主义列强拥抱它的热情丝毫不逊于美国内战期间的旧殖民国家。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70年代前，棉花资本家有能力将非裔美国工人送回棉花种植田里去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使世界农村受到的压力减少，但19世纪末，长期以来棉产品制造商和政治家对安全廉价的棉花供应的担忧大大加剧了。
随着棉花价格在25年来首次上涨，在1898年至1913年间上涨了121%，欧洲和日本制造商都担心，美国自己的工厂将消耗更大比例的国内生产的棉花，将会导致棉花短缺，价格更高。一些投机者通过操纵新成立的棉花交易所的期货和现货交易，暂时成功地“垄断”市场，迫使价格上涨，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担忧。一旦这些炒作失败，一波“棉花民粹主义”席卷了美国南部农村，棉花种植者决心共同提高农作物的价格。1892年，美国棉花农场开始出现棉花象鼻虫病害，这是一种农业害虫，它似乎也威胁到棉花生产，而且由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棉花工厂，对棉花的需求也大增。例如，英国制造商观察到，欧洲大陆现在消耗了美国棉花收成的三分之一，超过了英国工厂。英国作家埃德蒙·莫雷尔（Edmund D. Morel）警告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再次阻止兰开夏郡获得足够的美国棉花，一想到这后果我们就不寒而栗。”德国一家工业家协会称，不断上涨的价格意味着德国棉花厂数十万工人面临着巨大牺牲。19与20世纪之交对世界棉花供应的关注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现代学者称其为“第二次棉荒”。7
与此同时，一般性的“原材料独立”的概念日益成为欧洲和日本决策者和资本家的重要政治目标。人们开始支持在帝国控制的土地上获得棉花的想法。因此，全球棉花“商品边疆”被推向世界更多的地区，加剧了一位历史学家非常生动地描绘的“大土地潮”。8
我们知道，棉花帝国的扩张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然而，考虑到棉花产业在跨越国家和帝国边界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以及其依赖商人建立的联系的程度，其更为“国家化”组织的出现是异于以往的。随着工业资本而不是商人资本对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国家对民族资本家变得越来越重要，旧的商人主导的秩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且政治家和制造商越来越认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财富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试图确保“国内”“白色黄金”的供应的努力。自19世纪初以来，一批有远见的政府官员连同一批商人和制造商，一直把外高加索和中亚看作原棉的来源，用制造商亚历山大·希普夫（Aleksandr Shipov）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防止由于工厂长期停工而可能产生的所有负面后果”。高加索地区的俄军总司令罗森男爵（Baron G. V. Rosen）早在1833年就设想那里的棉花种植者“将是我们的黑人奴隶”。然而，直到1857年，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中亚只提供了俄国工业需求棉花的6.5%。9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促进中亚棉花增产的努力爆发了，中亚贸易协会（Central Asia Trading Association）的一小群棉纺厂主聚集在莫斯科，想方设法为俄国工厂种植更多的棉花。在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价格上涨两倍的鼓舞下，中亚出口到俄国的棉花在1861年到1864年间增长了近5倍，达到2400万磅。在1865年的关键时刻，俄国占领了塔什干和中亚浩罕汗国，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棉花种植区。制造商开始向俄国政府施压，要求其进一步获得中亚领土。1869年，汇集了众多企业家的俄国工业协会（Russian Industrial Society）发表了无数请愿书，呼吁俄国加大对中亚的干预，以创造俄国商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来源。政府的反应相当积极，部分原因是政府在地缘战略上希望在中亚对抗英国，也是因为棉花进口对贸易平衡造成了很大影响。到1890年，原棉占俄国进口总值的20%。占领中亚领土只会激起俄国企业家的胃口。1904年，包括纺织品制造商安德烈·沃维奇·克诺普男爵（Baron Andrei L’vovich Kn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