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日本农商务省农业事务司司长佐古光起与刚从中国沙市调往朝鲜木浦的日本政府官员若松兔三郎一起坐轮船从中国前往朝鲜。当他们穿越黄海时，两人讨论了在东亚扩大棉花种植，以为大阪和其他地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原材料的前景。1893年，日本进口了大约1.25亿磅原棉。到1902年，日本棉花进口增加到4.46亿磅，主要来自印度和美国；到192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0亿磅。农业官员佐古建议，也许可以让朝鲜农村种植者为日本工厂生产更多棉花。若松也表示赞同，他说自己在沙市待了多年，那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棉花种植业。两人一抵达朝鲜，就决心调查当地的棉花种植情况，并想办法增加产量。1
若松根据自己早期在中国的观察，一开始先是在小型农场试验各种棉花品种。两年后，1904年，日本帝国议会和贵族院的成员以及棉产品制造商“效仿两年前成立的英国棉花种植协会（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创建了朝鲜棉花种植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tton in Korea）。协会系统化地扩大了若松的努力，特别侧重于引进美国棉花品种、兴建轧花厂，并最终向朝鲜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增加棉花产量的建议。到1906年，日本纺纱业者在大阪成立了朝鲜棉花公司（Korean Cotton Corporation），并在木浦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向朝鲜农村种植者提供贷款，后者将自己的棉花作物抵押给公司。日本纺纱业者迅速扩大活动，“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棉花地带的大部分原棉”。日本棉花商向朝鲜农村派了很多购买棉花的代理商，对这个项目的帮助很大。2
1910年日本开始占领朝鲜时，新殖民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棉花生产。1912年3月，“总督向……南部各道政府发出了……关于鼓励种植陆地棉的指示”。日本棉花资本家和帝国行政人员都担心，日本对进口棉花的依赖可能危及其制造业的成长。他们特别希望摆脱大英帝国的束缚，因为到1909年，62%的日本棉花进口来自印度。3
从朝鲜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和台湾进口棉花是一个潜在的解决办法。传统上，朝鲜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除了种植豆类和蔬菜，通常在同一块田地上还种植棉花。大部分棉花都用于在国内生产布料。日本殖民者希望改变这种本土棉花产业，就像英国同行在印度所做的那样：开垦新的土地，说服农民把更多的现有土地改为种植棉花，进行农业试验以提高产量和质量，并由国家对作物的销售进行监督。他们借鉴了其他竞争性棉花大国的经验：日本农商务省确实调查了德国人在多哥、法国人在法属苏丹（今马里）和英国人在苏丹的棉花种植经验。1904年成立的朝鲜棉花种植协会和1912年的棉花种植扩展计划（Cotton Cultivation Expansion Plan）都借鉴了这些外国模式的重要内容。4
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果。朝鲜对日本的棉花出口从1904年至1908年的年均3700万磅增加到1916年至1920年的1.65亿磅。日本控制下的中国旅大地区的棉花出口又提供了410万磅。美国种子生产的棉花种植增长速度特别快。到1915年，263,069名朝鲜农民种植了3700万磅棉花。由于日本殖民主义国家的努力，日本棉花工业已经驯化了一个规模虽小但正在发展的殖民地棉花产业。5
类似的故事可以在世界许多地方讲述。1865年以后，随着各国在建立棉花种植农村的新劳动力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也获得了广阔的可以种植棉花的新领地，并在军事、政治和官僚方面对其进行统治。它们都明白，对劳动力的主权与对领土的控制息息相关。到19世纪末，同时代观察家认为，向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的过渡，其最根本的基础是新近权力大增的帝国国家对领土的统治。棉产品制造商在经历了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大失败，并在改造全球农村方面遇到了往往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特别关注不断获得廉价棉花和进入新市场的问题，他们迫使其政府对越来越广泛的棉花种植土地施加更大的控制。
美国、埃及、奥斯曼帝国和其他地方国家机构力量的巩固，以及帝国对朝鲜、西非和中亚殖民领土的控制，在美国内战后的几十年里大大扩展了棉花帝国的势力范围。然而，征服和控制本身并不能生产棉花。扩张需要战略，国家官僚和资本家系统地运用美国在解放黑奴之后动员棉花种植工人的经验教训。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赶走当地人口，为棉花种植者提供土地，如在东非。但在美国内战之后更典型的情况是，他们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创建新的劳动制度和重塑当地社会结构，将新臣民纳入全球棉花种植联合体。这种情况发生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中亚、西部以及中部非洲。这种蜕变往往依赖胁迫和暴力，但不是奴隶制。其具体速度和程度因这些社会先前的具体组织方式和殖民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