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1953）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六十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1962），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七十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1968）和《牧童和牧女》（1971）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鱼王》（1976）获苏联国家奖。虽然1979年10月作者曾因短篇《落叶》（1979）受到批评，但阿斯塔菲耶夫的名字近年来却日益受到评论界的重视。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嗣后日臻佳境”[1]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部胜似一部。到了八十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的了。
七十年代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趋向是着重探索时代——历史的和现时的——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引起的变化，着重发掘生活现象本身包含的道德意义。很多作家的作品里，战争描写已经失去了庄严的颂歌色彩，人们转而思考起其中包孕的大量人性的悲剧；生活也不再是美好和理想的同义语，战后时期一度流露的对生活的乐观情绪渐渐转变为批判的眼光。新的一代作家不仅在为某些生活现象寻找社会解释，而且认真地在探索社会现象里的人性道德含义。在创作观念、艺术技巧上，他们也力求创新。从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传统的观念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各有师承，然而他们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创新。这是传统和创新交替的一代，体现着两者的渗透和糅合。反映时代更替的矛盾表象正说明了艺术本身的内在综合。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正符合这种时代精神。在传统的眼光里，他有很多不合传统之处，从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他又有很多执着于传统的地方。
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作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地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越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鲍耶》里作者通过“我”的父亲的遭遇和泰梅尔半岛上柯利亚等三个猎人的经历，写尽了荒凉西伯利亚严酷环境里人性的需要会以怎样可怕的形式爆发。在作者看来，无论是父亲的放任情欲，一凭感官本能的役使，还是劳动组合成员被迫隔绝与人的交往，其结果都表明了人的本性也是一种自然力，受不得任何形式的放纵或抑制，“自然界它自己会在善恶之间制造平衡”（《达姆卡》）。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破坏了平衡就要自食其果。“不！世界上还没有人、没有东西能打消和抑制住非我们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内心感情。”（《鲍耶》）。在这里，“自白性”就由“和个人血肉相连”进入“很多人同样感受着”的境界了。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这篇专门发掘人性美好的作品里，阿斯塔菲耶夫用饱蘸深情的笔触写了阿基姆的母亲，这是一个思想稚朴、一任本性、至死童心未泯的善良女性，作者没有单纯把她写成一个备受生活蹂躏的被损害者。她始终按自然的本性生活，一大群“卡西扬家的”孩子挤蹭在她的周围。在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这个村子里，人的社会属性所起的作用反而微乎其微（这里许多人都曾经是剃去头发的劳改犯），集体里存在着在劳动过程中建立的道德观念，于是就有了这集体的鱼汤，养活着一群孩子和成人。这个荒远的“人间风日不到处”，却有着自己按人性道德行事的原则。这些人和事，作者似乎只是从一己的体验里写出，然而却凝聚了生活的真理。但作者也并没有忽略社会的主题，情况甚至恰恰相反，只是阿斯塔菲耶夫从来不秉笔直书而已。鲍加尼达村简陋劳动生活里的人性，汗水里建立的淳厚生活习尚——“这一切结束得突然而干脆，原计划要通过整个极北地区的筑路工程停止了。鲍加尼达村于是十室九空。”作者的思想很清楚：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社会也有生态平衡问题，有时候一个微小的变动会牵动千万人的命运。这里岂止是对阿基姆童年的回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劳动，人与社会、与祖国的变异之间……有多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多少人性的和社会的主题？阿斯塔菲耶夫的“自白性”在这里就超越于表象之外了。
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至今仍然是一个“外省”作家，没有一旦成名就背离乡土。用作者的话来说：“每个作家生活的地方，应该是他眷恋之所在，是他的主人公们和他的生命价值之所在。”[7]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