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恃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的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而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十八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务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萦，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情节不是蘑菇，寻找也是枉然”。[8]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貌似平淡的外省生活素材和这种情节淡化的特点相结合，对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有意虚化和对人物心理乃至意识流程精细的描绘，都已经体现了二十世纪现代小说的新观念。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地地道道扎根于乡土的作家。对本乡本土的深深眷恋之情，带有浪漫色彩的风俗习尚的描绘，现实生活和幻想传说的离奇交织，加上语言上浓烈的乡土风味，都是十十足足西伯利亚俄罗斯式的。
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出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小说中，抒情散文风格是由来已久的。屠格涅夫之后，米·普利什文以他寄意于自然的散文，开拓了文学描写的新天地。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别尔戈里茨、索洛乌欣等人在这方面都有各自的成就。阿斯塔菲耶夫的贡献主要是在熔小说与抒情散文于一炉这一点上。因此，他的作品尽管情节上有淡化的趋向，但在表现手段上却无比自由和丰富。阿斯塔菲耶夫抒情艺术的方法是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不论是象征性的隐喻还是自然主义式的直描，他都不回避采用。有时他借助于神话、传说、自然界或动物世界，用一种虚虚实实的笔触，造成一种似真似假的情景来渲染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有时又直抒胸臆，横生议论，使小说显示出超乎情节本身的含义。《达姆卡》作为一篇小说，重点就在刻画一个精神猥琐，为人所不齿的偷渔人。但作者借助各个场景抒发着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感受。从日常的琐事里揭示哲理，在平凡的细节里开掘深意，这就使小说的任何一个插曲，任何一个细部都显得耐人寻味而不单薄：
一个右手封在石膏里的男孩子用左手把蚊子揿死在窗上。窗玻璃的一面淌着红色的血滴，另一面却是明澈的雨滴。它们顺着玻璃流着，轨迹有重合的，间或曲折相交，但是血的污流和雨水的清流虽然交叉重叠，却相互冲刷不掉，玻璃上的这幅意象使人不由得想起某种难以理解的、颇有凶兆的生存之谜。（《达姆卡》）
这小小的一段议论，一下子使人跳出了一个小镇航站候机室的狭窄天地，进入社会、历史、人生的广阔领域。这里包含着多少严酷的生活真理！
《一滴水珠》的抒情散文风格更为明显，作者从一滴清莹莹、沉甸甸的露珠开始，一唱三叹，生发出三层遐思。把个人心灵上的不安、疑虑、惊慌，和大自然、原始森林的雄伟、庄重、安详两相映照。最后这一滴露珠幻成一片耀眼的光晕，原本一个“人生几何，譬如朝露”的主题，经过鲜明具体的形象终于变奏出一个光明的和弦，这些语言形象已经转为近似乐章的东西，文学幻入了音乐境地。
《鲍加尼达村的鱼汤》写了阿基姆饱经忧患而又充满人性欢乐的童年和少年，描绘了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一带一群“卡西扬”家的孩子的独特命运。但作为抒情的序曲，作者却用了自然主义的缜密细腻的笔法，工笔勾画了西伯利亚大地上一茎毛茸茸的小小的罂粟花的形象，不仅写出了它独傲冰雪的质地，而且再现了它内在的生命历程。
大自然默默地工作着，生死更迭，兴衰有序，象征着人的生命进程。在作家看来，人就像这朵小小的罂粟一样，生长、成熟、萎谢、脱落、撒下种子……这就是周而复始的大自然的工作。人生可以有生老病死，痛苦欢乐，生命的节奏是不会紊乱的。自然本身就会供给生命以滋养，鲍加尼达村这个微型的社会也会用自己的鱼汤哺育这一群孩子。阿基姆—卡西扬一家的生活情景镶进这种自然观的镜框，就脱出了具体一家的遭遇而显示共性了。
总之，小说与抒情散文化为一体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独特的风格。阿斯塔菲耶夫小说情节的淡化，明显地反映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但是这种“非情节”的倾向一旦和抒情风格相结合，竟造就了一种更灵活、更能发掘生活含义的表现方法。阿斯塔菲耶夫的两部最主要的长篇《最后的问候》和《鱼王》都用一系列情节上不相连贯的短篇故事组成，完全抛弃了原来小说艺术情节构思的方法，这不是偶然的。这使得作者有可能在作品中最大限度地显示生活真实。而抒情风格的运用则往往正是流露作者的性情，点明作品本意之处。离开了对阿斯塔菲耶夫这种独特风格的理解，作品的很多含义也就会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