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八辈子的亲戚那里，打发她顺顺当当离开卡恰河。阿加菲娅给她磕头，“检察官”训诫她说：“下一次看你再这样睁着眼让人偷！……”
还在战前，集市就从市中心被挤到了山脚下，直到卡恰河边，因此塔丽娅舅妈的生活就轻松多了。她从早到晚泡在集市上，为了每一个戈比费尽了力气；柯里恰舅舅搞到了饲料，养起了牲畜，他为啤酒厂运送克瓦斯和啤酒到街上的各个商贩点，为此，工厂批给他酒糟和下脚作牲口饲料，而那些女小贩深知他的脾性，在自己的摊点上把他灌得迷迷糊糊，以至到傍晚时分他这个人已经只能听凭马的意愿行事，这时，马儿就拉着他往山下走去，送他回家。
柯里恰舅舅在帕克洛夫斯克墓地已经安息了有近十个年头了，而塔丽娅舅妈仍然忘不了他。她拖着浮肿的双腿，一步步登上山，把面包、鸡蛋捻碎在坟头上，用克瓦斯酹祭过土地，自己也嚼一点儿什么，然后说道：“你瞧，柯里恰，我们这又一起吃过了。”
古老的集市和它的风尚都已成了陈迹，但古老的卡恰河和卡恰河后面的“纳哈洛夫卡”地方却风貌犹存。
前年，我曾在卡恰河后面迷了路，我遇见一个妇女，她大哭大叫着在寻找一个什么办公处，但不仅没有找到它，而且简直已经没有希望能走出这里的陋街小巷，这由无数倾斜颓圮的简陋棚屋组成的迷宫。
我和这个女人在两边都是高高栅墙的一条踩脏了的小路上走着，走进了一处菜园，从菜园来到一处院子，那儿有一个老太婆在一只临时搭起的炉子上煮粥，一个孩子在一为爬着，老母鸡扑棱着翅膀来回奔忙。我们越过从市中心运来当栅栏用的、还保留着红黄两色的栏杆，已经听出了近旁就是布梁斯克街——这是从前的拉萨尔大街的新名称——但忽然发觉是钻进了死胡同。女人简直是满腔怒火了，但这时发现有一块木板掉落了，我们推开它，就进了围墙，墙里空地上有一个穿尼龙衬衫的青年人安静地在睡觉，一只健壮的雄犬在嗅他、舐他，它一看见我们，先是一愣，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看到我们自行前来解除它生活的寂寞，因此它并不吼叫，只是垂涎欲滴地在喉头呜咽了一声，便猛扑过来了，颈上的鬣毛都蓬了起来，龇着牙齿，好像要我们和所有的人都懂得，人们不是平白无故把它放在这个岗位上的。
塔丽娅舅妈看到我以后就忙乱起来了，当然主要是忙在双手上和嘴上，她的腿不灵便，然而为了稀客临门她干了相当于半玻璃杯容量的一盅伏特加，并且以一种积习难改的泼辣劲儿吻了吻杯底，好像是在说：“看看咱的能耐！”
院子里既没有牲畜，也没有家禽，甚至连狗也没有了。院子里长满了草，还有几棵小白桦树。柯里恰舅舅运来的干草里带进了种子，它们躺在被牲口踩实的泥地里，竟然发芽了，生长了，蓬勃生发起来了！九棵白桦树，一棵比一棵出色，野生自发的树木总要比手工栽培的有更强的生命力。“柯里恰的灵魂变成了白桦树发芽了！”塔丽娅舅妈说着，一面抛着眼泪。
这种时刻在我脑际就会出现一个不甚知名的、最终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生活途程的诗人阿历克赛·普拉斯洛夫[4]的几行诗——特瓦尔朵夫斯基对他评价很高并出版过他的诗集——“时间意味着什么？空间意味着什么？为了灵感和创作，你一旦出现，就将以这样的面目永远存留。”
……在城市的上空我浮想联翩，但是飞行的时间——几分钟而已。差一点我没把车站给错过了，其实与其说是车站，还不如说“区截信号楼”。它所处的地位好像并不恰当，孤零零地矗立着，在纵横交叉、灯光闪烁的铁路干线之间隐隐地显出白色。然而这是最要紧的、最必不可少的一所房子，“区截信号楼”曾经是车站的心脏。电流在其中川流不息，像搏动的血液在血管里流转，电线像琴弦般不停颤动，发出一阵阵乐声，配电板上一盏盏小灯眨着眼，一会儿射出预兆不祥的红光，一会儿又像林中妖魔睁开一只眼放出幽绿的光，一忽儿像死一般苍白，一忽儿又成紫色，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未来的列车调度员是十分习惯的了。大大小小的仪器闪烁着讯号，蜂鸣着，有时发出嚓咔嚓咔的声响，有时尖声嘶叫起来，区截器手柄轰隆轰隆响着，那些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人控制的、粗粗细细的钢索，像一条条灰色的蛇来来回回爬动。调度员时而用快活的、半带玩笑的口吻，时而一字一顿、铮铮有力而且威严十足地通过选择器传达命令，突然又莫名其妙地发火了，不知什么道理把帽檐转到了脑后：“喂，十六号！喂！十六号！你胡搞点什么！马上把一〇〇二号车厢送上九号月台！再从九号月台——这是对你的惩罚！——带走一节空车皮！煤没有了？要加水啦？你哪怕用马拉，也得替我把空车皮拉到驼峰调车场去！一定得拉到，就这么定了！定了，定了！”于是又把制帽转回了原样。
货运站的紧张生活，那种战时的工作节奏使人从心里感到亲切。
“你们谁上面粉联合工厂去，雄鹰们？”调度员对着这一群背靠在像澡堂子那样嗤嗤作响的暖气片上的铁路厂校实习生问道，他前后晃动着身体，从脚尖到后跟，从后跟到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