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阿基姆在下通古斯卡河的支流耶拉契莫河岸边的一个地质勘探队里工作。在编制上他是个越野汽车司机，但总是干干钳工的活，开开抽水站的马达，当当搬运车司机、绞盘工、钻头修理工，总之，他干过了哪些行当，做过了哪些活计，都没法一一说全了。他自己却谦虚地说：“老哥，我就差飞机还没开了。应当试一试。据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消把操纵杆向前一推，往后一拉，就跟使横切锯一样……”
在勘探工作的各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中协助阿基姆的，是一个小伙子不像小伙子，壮年汉又不像壮年汉的名叫彼得鲁尼亚的人，虽说他已经三十开外，而且把整个北方都跑遍了。
阿基姆跟彼得鲁尼亚有福同享，此外，还轮番地破口大骂那辆残破不堪、东歪西扭、只靠难以入耳的谩骂和强有力的铁棍才勉强开动的越野汽车。阿基姆和彼得鲁尼亚就是用这匹人工的“铁马”在森林里开辟道路，打扫“工地前沿”，拖出陷入泥泞地的车子，有一次还把一架直升飞机从泥泞地里拉了出来。但是这辆在无底的泥泞地和原始森林里受了内伤、无人照管、被开车的浪荡鬼们弄得残缺不全的车子，已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它越往森林深处开，它那强劲的吼声和前进的运动就停歇得越频繁、越长久。
司机和助手朝“马”身上肮脏的履带踢了一脚，说这不是机器，简直是“气死人的废物”，便去要求结账。他们被唬了一顿：“合同签订过没有？钱喝光了吧？是不是这样呵？”于是什么账也没有给他们结。
阿基姆声音发颤地对领导嚷道：“哎哟哟，真不得了！真不得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彼得鲁尼亚一把扯开身上的衬衫，挺着刺有花纹的胸脯站在领导面前，想叫他相信自己什么也不怕，谁也不怕，因为他整个北方外加科累马河流域都见识过了，也没有给吓破过胆。一般地说来，用法庭审判是吓唬不了他的：审判过后仍旧是把他往勘探队里一塞，无非是换一个队，那时领导倒不一定是这号傻瓜，并且还会分配他去开车，甚至开一辆新车；如果没有汽车，他也准会当上个电影放映员，当不上电影放映员，也会当上钻探工，当不上钻探工，也会当上采集员，当不上采集员，也会当上悬索工，当不上悬索工，也会当上绞盘工，当不上绞盘工，也会……
谁也嚷嚷不过彼得鲁尼亚，这是所有的领导都清楚的，因此，人们主要向阿基姆施加压力，他害怕法院审讯，因为他从来没有为了任何事上过法庭，从来没有坐过班房。他对所有领导都恭恭敬敬，爱惜体谅。事情往往这样结束：阿基姆揪住自己的脑袋喊道：“我要上吊了！”便回到“马”身边，再耗尽力气，绞干脑汁，使这冰冷的铁肚子里萌发出生命来，然后载着一支勘探地下资源以及其他一切资源的地质队沿着拼杀出来的新路线前进。彼得鲁尼亚骂街骂得整个埃文基耶都能听见，他责怪阿基姆软弱可欺，要他相信，他若是这样处世行事，在这个风急浪高的世界上是活不长的。但是彼得鲁尼亚没有抛弃自己的伙伴，因为他懂得，在耶拉契莫这块地方，他们俩就好比战场上的尖兵，是没有权利互相出卖的。
……这位越野车司机和助手大喊大嚷、诅咒痛骂得累了之后，便在车子里磨磨蹭蹭地干活，平心静气地哼起一支当地的古老的歌来：“沿着图鲁汉斯克的大道，一队马车在飞快地奔跑。”突然，他们听见拍水声、啪嗒啪嗒和呼哧呼哧的声音，抬头一望便愣住了：在离他们至多不过二百俄丈的地方，有一只驼鹿站在河里，咀嚼着水草根，吃剩的草从它松弛的嘴唇上七零八落地掉下来。从那历历落落倒悬着的笔直的毛上，从整个弯曲的凸鼻子的嘴脸上淌下一滴滴的水。咀嚼过的水草根渣子也邋里邋遢地往下滴落。
阿基姆趴在地上，向营房爬去。他有支猎枪放在那里，虽然已经损坏，看来不太保险，但还能射击。矿藏勘探者们明白了原委后，本想全体出动跟阿基姆冲去，因为天天吃浓缩食品、罐头红甜菜汤和番茄酱鲳鱼使他们又馋又饿，很想吃点鲜肉，更想见见打猎的诱人场面。阿基姆却命令这支主要是由不久前释放的犯罪分子组成的战斗队卧倒不许出声，只是不能不让彼得鲁尼亚一人饱尝一下眼福，瞧瞧他这位顶头上司，一辆战车上的战友和同志，是怎样偷袭一只野兽的。
得交代一下，野兽，特别是驼鹿，现时的生活习性，与一九一三年本地区野兽的习性相比，一点也没有改变。在卡卢加或梁赞的公路上，温厚的大野兽还敢出来游逛，净想用角去顶撞“扎波罗什人”[1]或其他汽车，要不就到居民点去闯乱子，让孩子们和当地记者们高兴一阵，这些记者便把事件立刻报道出来，描写一个叫波斯基姆娅·阿加芳诺芙娜的家庭主妇，怎样用扫帚把一头老想偷吃她的山羊饲料的林间巨兽赶出了院子。
在图鲁汉斯克或者埃文基民族区这类边远地区，常常有人不顾任何禁令，像追一只野兔那样追逐驼鹿，总想把它用作自己的口粮和狗的饲料，或者卖掉换酒喝。因此，这里原始森林中的驼鹿无一例外地都采取旧制度下所采取的态度——主要凭靠听觉、嗅觉和飞毛腿，而不信赖保护动物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