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诸神也无法改变过去。”
——希腊谚语
经历了所有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在清澈的奥巴里哈河赐予了我们快乐的节日后，对一个老早以前的故事作一番回忆，便再合适不过了。它淡淡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为了弄明白和搞清楚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什么，为什么要追踪我已经讲过和还要讲的，需要花点时间，回忆一下往事。弟弟生命垂危。他受尽了痛苦，开始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和耐力。他打算自杀，准备好了子弹，给枪装上了弹药，只等一个时机。
我们感到不妙，退出了枪里的子弹，把它藏到了顶楼。麻醉剂，只有让病人变得傻傻的昏昏沉沉的麻醉剂能使他稍微摆脱些痛苦。可是在上帝保佑的楚什镇里到哪去找麻醉剂呢？夜里，在狗叫、鼾声的折磨中，他就像在摆脱篱笆的钉子，正在将自己从醉鬼无赖汉和顽皮的年轻人中解脱出来。医疗站的护士小心地拿着注射器悄悄地进了弟弟的屋子。
她喘了口气，大胆地朝我和弟弟笑了笑，打开了装着棉球和注射器的铁盒，让病人脱掉衣服给他打了“一小针”。
护士因为罪过，努力地又笑了一下，祝病人晚安，便消失在黑暗的走道里了。这些篱笆和棚子走道户户相邻，院院相连。随着楚什镇里的狗叫声渐渐远去，听不见了，最终完全安静下来，我们也安下心来，轻松地呼吸着。护士平安回到了镇里的医疗站，它设在三十年代式样的木房子里。
然而这样的光景不长。夏天时，一群流浪汉从海洋上聚集到了楚什，为的是有麻醉剂的注射器和去犯罪。光棍儿、流浪汉，也是惊险故事的主角阿基姆，臂弯上夹着斧子送护士到医院，因为忙碌和弟弟的病，故事差点就和她没有关系了。
时光流逝。“一小针”的作用越来越小，护士的笑也越来越有罪恶感。夜里、坏天气时，她仍旧不顾个人安危按时前来完成已经几乎没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我打算去找邻近城市的朋友，他妻子在区卫生科工作，或许能搞到需要的药。
我没有马上走。
当时正是仲夏。在杜金卡就挤满了诺里尔斯克工人的那些白色的内燃机船从楚什疾驰而过。北方的大款们休假去了。
终于有天夜里，一艘船在楚什靠了岸。我找到了当班的驾驶员，他穿着奶油色的漂亮衬衫，戴着制服帽。我向他说了我必须得走，求他随便给个什么位置，“哪怕是在甲板上”。
驾驶员听到说甲板上的位置后，甚至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以前人们的心理——现如今没人坐甲板、木柴、麻袋和四等舱出行，这等舱早就没有了。
我明白自己让原始的本能客套搞砸了一切，便使用了希望渺茫的极端手段，掏出了一张薄薄的、淡褐色的证，它粘在硬皮笔记本下面。
用指甲揭下证件后，字母“苏联作家协会”在它的硬皮上阴暗地闪着光，里面则是湿乎乎的烟草斑迹。当时我真的不吸烟，但是烟草到处可见，嗬，传染啊！驾驶员怀疑地看着这个证，然后更加怀疑地打量着我，说：平生第一次拿着这样的证和见到活着的作家。我由于这番关注开始有些发窘，然后精神了起来。对于我个人写过什么的问题，说了两部最近在西伯利亚出版的书。驾驶员承认说没有读过我的书，也从来没有读过航海的书，但是从收音机里听过一些。这些苦役地的人们亘古以来便充满了警惕性。驾驶员以防万一又问了我，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阿斯塔菲耶夫是否是我的亲属，他在“卡林尼柯夫”号轮船上做机械师。我说，是亲属，他是我叔叔的儿子，绰号“四十”，战争中被杀害了。
又解释说，想给“卡林尼柯夫”号发封电报，可是镇里的电报机坏了，前来修理电报机的修理工们突然间不由自主地都喝多了。
驾驶员陷入了沉思。他在解决某个难题，还得快点解决掉。停泊在青色码头上的轮船已经开始松开缆绳了。
“我们有一个座儿，可是……”
我取消了对他的第一个要求。我完全可以不占座位，在甲板上站一下……
“您把自己看成什么了啊！”驾驶员喘了口气，说：“好吧，那就一个旅客坐双人舱吧。交了钱就走。多舒服，大款！我们给他付差价。您可别说出去啊……”
驾驶员带我到收款窗口，又去叫醒了女售票员。
我警觉地听着下面机器的轰鸣，船长桥楼里传来的认真低沉的各种指令，紧张地盯着使轮船和码头隔得越来越宽的那道缝……
离城市已经不远了的时候我醒了，我得在那里上岸。阳光透过百叶木窗，淡淡地洒下一片斑驳。
舱门边有位健壮却身体苍白的男人，穿着白色的毛织短裤，腰上接头处有点泛黑，在认真地做操。
“早上好！”他背对着我精神十足地高声说道。我没有马上明白他是从门上的镜子里看到的我。
“本想吵一架的，可是……是个不吸烟的旅客，还是个作家……”
他精神十足地说着这些话，一边做着运动，丝毫也不气喘。看，又开始身体前倾，把微翘的臀部甩给了我，甜腻的毛料短裤紧紧地绷着他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