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此事无关，而任何事只要不牵涉到法国，在他看来就是无足轻重的。俄国宪兵好不容易抠出几个德语词来，又挥动一下几页文件。就他们所能理解的来看，一个在俄国遭到警方全国通缉的罪犯就住在这里，身上没有合法文件。他们走上楼去，俄国宪兵试了试安娜家的门，门关得死死的。他不等里面的人有机会开门让他进去，就用肩膀撞开了门。安娜正躺在床上，虽说我并不觉得经过马丁斯的来访后她是睡着的。
如果你不是跟此事直接相关的话，那么还是能从这些场景中看出不少喜剧成分来的。你得在中欧经历过恐怖，得有一个属于失败者的父亲，得经历过破门搜查和家人失踪，得具备了这些背景，恐惧才会超出你感受到的喜感。那个俄国人，你懂的，在安娜穿衣服的时候拒绝离开房间；英国人拒绝留在房间里；美国人不想让一个女孩子跟一个俄国士兵待在一起没人保护；而法国人——哈，我想法国人肯定觉得这很有趣。你们能想象出这一幕场景吗？俄国人在尽着自己的职责，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那姑娘，心里没有一丝邪念；美国人很有骑士风度地背过身去站着，但我肯定他注意着房间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法国人一边抽着烟，一边事不关己但饶有兴趣地从衣橱镜子里看着姑娘穿衣服；而走道里的英国人则在想着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不想让你们觉得这位英国宪兵在这件事上表现糟糕，无所作为。在过道上，由于没有被骑士风度这类东西分心，他得以有时间思考，而考虑的结果让他跑到隔壁公寓去打了电话。他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公寓，把我从最深的中段睡眠中吵醒了过来。这就是为什么马丁斯一个小时以后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已然知道了是什么令他如此激动。他觉得我非常有效率，这印象虽说不是我应得的，却对我很是有用。那天晚上我再没从他嘴里听到一句关于警察或警官的刻薄话。
关于警方程序我还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如果国际巡逻队逮捕了某人，他们必须将案犯在宪兵司令部收容二十四小时。在此期间决定哪一国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得到被扣押人。俄国人最想打破的就是这条规矩，因为我们之中没有几个人能说俄语，于是俄国人几乎就被剥夺了阐述观点的权利(你们不妨试着用自己不怎么会说的语言来就任何题目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这可不像用那种语言点餐那么容易)，我们往往会把俄国人对协定的任何违反都看作是故意且恶意的。我想他们很有可能知道，这条协议只针对存在争议的被扣押人。尽管事实的确是几乎他们每抓一个人都会有争议，但在他们的脑子里却是毫无争议的，而且没有谁比俄罗斯人更自以为正确。俄罗斯人就算在供词里都是自以为正确的——他们会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一五一十都倒出来，但他们从不为自己申辩，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借口。这一切势必会在人们做决定时施加影响。我于是向斯达林下士给出了指示。
待他返回安娜的房间时，一场争议正在不断升级。安娜告诉美国人她有奥地利的身份文件(这是真的)，而且这些文件都很正常(这话就有点多余了)。美国人用拙劣的德语对俄国人说他们没有权利逮捕一名奥地利公民。他要求安娜出示那些文件，等她一拿出来，俄国人一把从她手上抢了过去。
“匈牙利人，”他指着安娜说道，“匈牙利人，”然后又挥动着手中的文件说，“坏，坏。”
那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奥布莱恩，开口说道：“把文件还给那个姑娘。”俄国人当然听不懂这话。美国人把手放到了枪上，而斯达林下士温和地劝道：“别激动，帕特。”
“如果那些文件有什么不对，我们有权利看一下。”
“别激动，我们可以到了司令部再看。”
“那也得能到得了司令部。你不能相信这些俄国司机，他很有可能会把车开到他们自己的管区里去。”
“再说吧。”斯达林说。
“你们英国人的问题，就是从来不知道何时该表明立场。”
“好吧。”斯达林说。他去过敦刻尔克，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安静。
他们带着安娜一起回到车上，她坐在前排两个俄国人中间，已经吓傻了。在开出一小段之后，美国人碰了碰俄国人的肩膀：“走错路了，宪兵司令部是那个方向。”俄国人叽里呱啦回了他一串俄语，做出一个安抚的手势，车子却还在继续开。“看看，我早就说过的。”奥布莱恩对斯达林说。
“他们要带她去俄管区。”安娜恐惧地睁大了眼睛望着挡风玻璃外面。“别担心，小姑娘，我会把他们都搞定的。”奥布莱恩说，他的手又在自己的手枪周围摆弄起来。斯达林说：“听我说，帕特，这是一件英国的案子，你没必要卷进来。”
“这种游戏你是新手，你不了解这些坏蛋。”
“不值得为此引发一桩事件。”
“基督啊，”奥布莱恩说，“不值得……那个姑娘必须得有人保护。”在我看来，美国人的骑士精神总是会得到小心翼翼的引导——人们仍然在等待美国圣徒亲吻麻风病人的伤口。
司机突然踩下了刹车：前面有个路障。知道吗？我其实早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