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说道，“这就是哈利卷进去的那种事儿吗？”
“不，他卷进去的事可比这有害得多。”
他说：“知道吗？这种生意——科赫的死——让我感受到了震动。也许哈利真的卷到什么不好的事里去了，也许他想要重新挣脱出来，而那就是他们谋杀他的原因。”
“又或者，”我说，“他们是因为分赃不均。做贼的早晚得散伙儿。”
这次他听了一点儿都没有上火。他说：“我们对动机的看法不会一样，但我觉得你在核查事实方面做得不错。我对前两天的事感到抱歉。”
“没事儿。”人们有时候会在瞬间做出决定——此时就是这样，我也在他向我提供信息这点上欠了他一点人情，于是我说，“在莱姆的案子上，我会给你看足够的事实，好让你了解真相。不过看过以后请不要跳脚，你会大吃一惊的。”
这没法不令人大吃一惊。战争与和平(如果你可以称之为和平)催生出大量的黑市生意，不过哪个也不像这个这么邪恶。食品的黑市商人至少还提供食品，其他的黑市商人也是如此，他们以高得离谱的价格提供短缺的物资。但盘尼西林的黑市生意就是一桩完全不同的事了。在奥地利，盘尼西林只供给军方的医院。没有一个非军方的医生，甚至没有一家非军方的医院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得到盘尼西林。黑市生意刚开始的时候，还相对无害。盘尼西林可以通过军令窃取——伪造军令，然后以很高的价格卖给奥地利的医生们——小小的一瓶可以卖到七十英镑之巨额。你也许会说这也算是一种分配形式——不公平的分配，因为只有富有的病人能受益，但原先的那种分配形式也丝毫不比现在这样公平到哪儿去。
这项黑市生意很红火地进行了一段时间。时不时地会有某个传令兵被抓并受到惩罚，但风险只会提高盘尼西林的价格。后来黑市生意开始变得有组织了，一些大人物看到了这项生意中的大钱，而最初的贼虽说从自己的赃物中获利减少，但他相应得到了一定的安全：在他身上要是出了什么事，会有人罩着他。人性中也会有心灵一无所知的奇怪而又扭曲的理性。许多小人物不再良心有愧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替一个雇主干活，没过多久，他们在自己的眼中就几乎是像靠工资生活的人一样受人尊敬了。他们成了一伙儿，而要是说这事儿有罪的话，自有那领头的扛着。一门黑市生意的运作方式实在像极了一个极权的党派。
我有时候管这叫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时那些组织者认为利润不够大了。盘尼西林并不是一直都能以合法途径获得。在一切都顺利时他们想要更多的钱，想要钱来得更快。他们开始往盘尼西林里兑有颜色的水，至于溶剂里该有的沉淀物，他们就用沙子。我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保留了一个假药的博物馆，我给马丁斯看了那些样品。这场谈话令他感到不快，但他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他说：“我想这样一来药剂就没用了。”
我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如此担心，可是你想，人们会对盘尼西林产生抗药性。往最好里说，用过这种货色会让某个病人将来再接受盘尼西林治疗时不起效果。如果你得的是性病的话，这事儿当然就不那么好玩儿了。其次，沙子对于需要用到盘尼西林的伤口来说——啊，这是不健康的。人们会因此失去腿和胳膊——还有性命。不过让我最感到可怕的也许是走访本地的儿童医院了，他们买了一些这样的盘尼西林用于治疗脑膜炎，不少孩子就这样死了，还有很多出现了精神错乱。你现在可以在精神病房里见到他们。”
他坐在桌子对面，怒目圆睁，望着自己的双手。我说：“这事儿细想想就很怕人，对吧？”
“你还没给我看任何证据呢，凭什么说哈利——”
“就要说到了，好好坐着听。”我打开莱姆的案卷念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证据纯粹是间接的，马丁斯有点坐立不安。很多证据里面都包含着巧合——情报人员报告说莱姆在某一时间出现在了某一地点、各种机会越凑越多、他与某些人的相识。马丁斯在这当中抗议了一次：“但同样的证据也可以对我形成不利——现在。”
“别急。”我说。出于某种原因哈利·莱姆变得越来越没有顾忌了，也许他意识到我们怀疑上了他，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在国际救援组织里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那样的人往往更容易慌乱。我们安插了一名特工在英军医院里担任传令兵，到这时我们已经知道那个中间人的名字了，但我们一直也没能顺着这条线找到源头。好了，这会儿我就不麻烦读者，但我当时麻烦马丁斯，听我一五一十道出其中的过程——如何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赢得那位名叫哈宾的中间人的信任。最后我们对哈宾施加了压力，给他紧了紧扣，他叫唤了一番之后终于向我们告了密 [18] 。这种警察的活儿很像情报部门的工作：你得找一个你能真正控制的人，让他成为双面间谍，而哈宾就是我们找到的那个人。但即便是他也只是领着我们顺藤摸瓜摸到了库尔茨。
“库尔茨!”马丁斯叫了起来，“可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给抓了呢？”
“发起总攻的时刻就快要到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