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阿代尔
我就是这样来到阿格斯的，我就是那个穿着硬邦邦的外套的小女孩。
我稀里糊涂地拼命往前跑，等停下来时才吃惊地发现卡尔没跟在我身后，我四下张望寻找他，却听到火车刺耳的长鸣。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卡尔可能跳上了我们来时乘坐的那节车厢，蜷曲在稻草堆里，从打开的车门向外张望。唯一不同的是，他手里现在多了根散发着芬芳的树枝。我看见火车像一串黑色念珠似的驶向远方，我后来在阿格斯多次见到同样的一幕。当火车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后，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我害怕了，不是因为卡尔走了以后没人保护我，恰恰相反，是我没有保护和照顾的对象，会变得软弱。卡尔个子比我高，却很瘦；他岁数当然比我大，却很胆小。他发高烧时整个人像梦游一样，提不起精神，对噪声和强光极其敏感。妈妈说他娇气，而我和他正好相反。我会到杂货店乞讨有虫眼的苹果，从乳品店后门偷乳清。那年冬天父亲刚过世，我们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
故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要不是因为一九二九年发生的事，我们一家可能依旧惬意地生活在草原湖边一幢偏僻的、孤零零的白房子里。
我们很少见到其他人，家里就我们仨：我、卡尔和妈妈阿德莱德，其实那时我们家就跟别人家不大一样。只有奥博先生来我们家，他个子很高，胡须修得很整齐，在明尼苏达州拥有一整个县的麦地。他每周会过来两三次，都是深夜来，把车停在谷仓里。
卡尔不欢迎奥博先生的到来，我却盼望他来。因为他来了妈妈会高兴，家里就会多云转晴。我还记得，奥博先生最后一次来的那个夜里，妈妈穿上湖蓝色丝绸长裙，戴上了宝石项链，我们知道那条项链是奥博先生送她的。她把深红色的长辫盘在头顶，固定成王冠的样子，然后把我的头发轻轻地、均匀地梳了一百下。我闭上眼睛，听着她数数的声音。“你的头发不是遗传我的。”她最后说道，将我柔软的齐肩黑发放下。
奥博先生到了之后，我们陪他坐在客厅。卡尔一动不动地坐在马鬃沙发上，假装着迷地盯着地毯上的红宝石图案。像往常一样，奥博先生只对我格外亲昵。他把我抱到腿上，唤我宝贝：“来，给你扎头发用，小公主。”他边说边从背心口袋里扯出一条绿色缎带。他嗓音低沉，我喜欢他的声音，那声音与母亲的说话声不同，甚至能盖过母亲的声音。之后，我和卡尔被送上床，我一直睡不着，便听他们俩说话，说话声先是从楼下的客厅传来，忽高忽低，混在一起，接着又从餐厅传来，变得模糊不清。随后，我听到他们走上楼，关上过道尽头的那扇很大的门。我没合眼，只有一片黑暗，只有房子的吱嘎声和风吹树枝的声音。第二天早上他已不在了。
第二天，卡尔还在生闷气，直到妈妈对他又亲又抱，他才开心起来。我也很难过，但妈妈对我可没好脾气。
卡尔总是先翻看周日报纸上的漫画，所以是他先发现了头版上奥博先生和太太的照片。发生了一起谷物装运事故，奥博先生在事故中窒息而死。当然也不排除自杀的可能，奥博先生用他的土地作抵押，借了很多债。当时我和妈妈正在清理厨房抽屉，把白色的纸张裁得跟抽屉一样大，铺在里面，卡尔把报纸拿给我们看。我记得当时阿德莱德的一头红发编成了两条弯弯的辫子。她读到这个噩耗时，整个人瘫倒在地。我和卡尔蜷缩在她身旁，等她醒后，我把她扶到椅子上。
她使劲甩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像一个受伤的洋娃娃似的浑身颤抖。然后她把目光转向卡尔。
“现在你高兴了吧！”她叫道。
卡尔一脸不高兴，转过头不理她。
“他是你们的父亲。”她脱口而出。
秘密就这样泄露了。
妈妈知道自己会失去一切，照片里的奥博太太笑容满面。除了那辆汽车，我们住的这幢白色的大房子以及所有物品都记在奥博先生名下。第二天上午阿德莱德卖了那辆车。葬礼那天，我们把能带走的东西装进厚纸板做的手提箱，乘中午的火车去了双城 [1] 。妈妈认为可以凭自己的身材和容貌在那里的时尚商店找到工作。
但她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不知道物价那么高，也不知道大萧条有多残酷。六个月后，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我们陷入了绝望。
一直到妈妈从女房东那儿偷了一打银汤匙，我才知道我们的经济状况有多糟。女房东对我们不赖，至少没恶意，妈妈一直拿她当朋友。当我发现阿德莱德口袋中藏的银汤匙时，阿德莱德没有解释。几天后，汤匙不见了，而卡尔和我却有了厚外套穿，我们的架子上也摆满了绿香蕉。接下来的几周，我们都喝着脱脂牛奶，吃着涂满果酱、黄油的吐司。孩子，我想，不久将会降生。
一天下午，妈妈把我们打发到楼下的女房东那儿。女房东身体结实，为人无趣，所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每个细节，却忘了她的名字。那是冬末的一个下午。我们望着碗柜的玻璃橱门，银汤匙失窃后，女房东就把放置银制上马酒杯 [2] 和彩釉盘子的橱柜锁起来了。映在橱门上的面孔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