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数方法杀死过那个飞行员无数次。每一个结局都是妈妈踩着他的尸体向我奔过来，她紧紧抱住我，她温暖的双唇吻着我，恋恋不舍。
我不确定是一周还是两周后，我们来到了弗勒居住的保留地。我们每天走的路不会超过一二英里，因为沿途齐整地分布着农场，需要不时绕道。赶路的那段日子，风吹裂了我的脸，雨使我的皮肤变得粗糙。如果是寒夜或雨夜，弗勒会用毯子和油布将我包裹住。有时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蜷成一团，温暖地依偎在她身旁，但我从未触碰过她的肌肤。当我认为我会一直活在她的庇护下时，突然有一天，我们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那一天，弗勒拉着板车离开铁轨，沿着牛车压过的两条车辙前进。我们渐渐远离农场，来到空旷的大草原。我们走了好久才看到人烟。我们路过一间间低矮的由泥砖砌成的小屋，屋里住着齐佩瓦人，或是模样更加凶狠的带有法国和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儿，他们留着杂乱的黑色络腮胡和长长的胡髭。那儿还有板房，配有水井、谷仓和干净的纱门。我们走近时，门嘎吱一声便开了。从纱门里走出来几个妇女，她们身着家居便服，头发又卷又短，上面绑着薄薄的发网。虽然打扮和弗勒的并不相同，但她们都是印第安人，用同样的语言跟弗勒流利地交谈着。
沿着小路走了几天，我们进入小山深处，来到一处聚居点。这地方不大，有几间木板房，还有两栋规模较大的建筑，看起来像学校，又像办公楼。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向前走，来到教堂前。弗勒把板车停在山脚下，抱着我径直走到刷着白漆的房子的后门。
“这是什么啊！”开门的修女叫了起来。她胖胖的，很温和，衣着十分整洁。我浑身发臭，熏得她用手掩住嘴巴。
弗勒没多说什么，但仍像捧祭品一样将我抱着。过了一会儿，修女把门打开，示意我们进去。她摇了摇走道上的小铃，另外几个修女聚拢过来。
“是她捡到我的，”我说，“我是从西去的火车上掉下来的。”
她们睁圆眼睛看看我，然后转身讨论是否该把我留下，是否要告知修道院院长，或禀告神父，还讨论我是不是印第安人，或者是不是某个危险人物。实际上，她们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们窃窃私语时，弗勒已经把我放在一堆锃亮的油毡布上，然后自己从后门出去了。
我已被遗弃了好几次，所以那时我已无所谓了。我坐在地板上等待着，脑海里回想起自己做过的三件事，这些事让我的生活越来越糟。第一件是跳上离开阿格斯的火车，第二件是遇到贾尔斯·圣安布罗斯，第三件是跳下火车。最终我都会陷入孤苦无助的境地。所以这次我没动，只是坐在那儿，等着下一个接管我的人出现。我不介意睡在神父的杂物间的草垫上，也不介意痊愈后在教堂的院子里做苦工。我在这儿一直住到修女们凑足钱把我送回明尼阿波利斯，到火车站接我的是另一群修女，我们转了整整一大圈，先来到圣杰罗姆收容所的红旗下方，又路过为举办“孤儿义卖会”而装了许多彩色小灯泡的树林，然后绕过看台往前走，最后抵达一所砖砌的孤儿院。孤儿院门窗很多，我在那儿栖身了一年才去神学院上学。
我向来很听话。我喜欢照片上的自己，穿着黑长袍，看上去有些瘦弱；喜欢神学院的绿草坪和教堂的白砖，它们把我衬托得更帅气。当我在草地上来回踱步、研读每日经文时，周围会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看。我在经文里遇到了干瘦、贫苦、睡在灌木丛中的流浪汉。他们如幽灵一般，浑身臭汗，风尘仆仆。在他们眼里，我是纯粹的黑色火焰。他们无法拒绝我。我很清楚，只要我不停地阅读书页上的经文，只要我在最黑暗的角落站定，只要我闭上双眼装出和神灵交流的样子，他们就会过来，强迫我像动物一样去崇拜他们。我会崇拜他们，我会不停地燃烧，直到完全被圣恩感化。
阿格斯鸟瞰图
一天，弗里兹姨妈邀请玛丽去她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有一个镶金边的黑色保险箱，六排架子上塞满了分类账簿，遍地都是老式加法计算器用废的白纸带，卷曲的纸带像浪花一样。玛丽坐在灰色不锈钢书桌旁，长长的白纸带缠在脚踝上。弗里兹姨妈在抽屉里翻找了一会儿，拿出别针、纸和更多白纸带。她的手肘旁有一个立式烟灰缸，头顶上橡木柜里的收音机发出杂音。办公室盆栽的叶子像一张张钞票般舒展着，永远不需要浇水。晚上她打开荧光灯，荧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引来许多棕色的飞蛾。
这间办公室是玛丽最喜欢的地方。她决定将来读中学时也要像弗里兹姨妈一样学记账。她渴望坐在晒干的植物之间埋头算账，度过寒冷的夜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弗里兹要把账单送出去，玛丽总是在加法计算器发出的“嗒嗒嗒”的按键声中安然入睡。
“你现在也不小了，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解决这件事了。”弗里兹姨妈说。她找出一张卡片递给玛丽。这是一张明信片，玛丽仔细盯着明信片上的照片，然后才翻过来看背面的文字。照片上是一个穿西装的站在树下的男人，下面是一排绿色的艺术字：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最大的橡树。背面是几句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