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盖过我的声音。
“吉米，别跟我说停车位！”我尖叫道，“也别再叫我小蛋糕。”
这又是一件让我生气的事，他总是用他喜欢的点心来称呼我：甜派饼、松饼、甜甜圈。难怪他越来越胖。这些甜点的称呼让我感觉自己也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甜得发腻、松软不堪。
“过来点。”他拍拍身边的汽车座套。
我气得想给他一巴掌，但听到这话又立刻坐过去，靠在他身边。这是他制服我的方法，让我在最后一分钟不由自主地怒气消散。一靠过去，我就放松下来，觉得很舒服。和吉米在一起我可以做自己，这一点我很确定。既然他并不欣赏我所坚持的任何事，也不认可我在提升个人修养和魅力方面所做的努力，那我干脆做回我自己，做回屠夫皮特的女儿斯塔·科兹卡。我从没让吉米忘记我是个模特，自己养活自己。
我们开车到摩尔海德，去体验那儿的溜冰场。有人已在那儿搭了一间取暖的小棚屋，屋里水汽弥漫，在雪的反射下仿佛是环礁湖。长椅上有小孩的冰刀尖端留下的划痕，上面还刻着姓名首字母和被箭射穿的心。我们系好鞋带，把靴子放在墙角，沿着斜坡走进溜冰场。放眼望去，溜冰场一片清澈的深灰色。我看见冰下延伸着几英尺的裂缝，落下来的棕色橡树叶在漂浮。我们勾住彼此的手臂，手牵手，开始来回溜冰，在椭圆形的溜冰场上溜了一圈又一圈。
“斯塔，”过了一会儿吉米说道，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说出口了，“我们结婚吧。”
我慌了，我不想这时给出明确答复。或许是出于直觉，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我突然明白早上邮递员送来的那封信是什么意思了。真奇怪，我竟在这时候突然领悟了。我确实领悟了，这般突如其来，让我倒抽了一口气。
吉米停下来，惊奇地看着我。
“你这是答应了？”他问。
“我不知道，等一下，”我说，“那事我想明白了。”
吉米紧紧抓住我的肩膀以保持平衡，一动不动。
“你知道玛丽的那个小弟弟吗？被他们弄丢的那个？不……你不知道。”我挣脱开他的手，往前滑，“什么都别说，让我想想。”湖边的雪堆得像易碎的大石块。雪下得很大，地上积了厚实的一层，投下蓝色的影子。
“是那个婴儿。”我大声说。我知道与那个婴儿有关的一切，不过那些事并非玛丽告诉我的，她从不提来阿格斯之前的生活，我是偷听妈妈在厨房的谈话知道的。她的朋友路过，来陪她坐坐，喝点淡而无味的咖啡。她们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烟，嚼着很硬的糖霜蛋糕。她们聊天时我常常站在外面偷听。她们不停地谈论阿德莱德姨妈，谈论孩子的父亲怎么没娶她，谈论她为什么抛下孩子一走了之。她们猜测这个婴儿命运将会如何，那个年轻男人把他从玛丽怀中抱走，对他而言到底是福还是祸？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老婆呢？
现在，这些问题终于都有了答案。我收到的那封信可以解开疑团。
“想明白了吗？”吉米跟在我身后。他碰了碰我的手臂。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转身面对他。
“什么？”
“我要去明尼阿波利斯，他将在这周被授予神职。”
吉米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听我说，”我说，“现在有件很重要的事，我得好好想想……”我朝刚才我们滑冰时他向我求婚的地方挥挥手。“……整件事。不过现在我得收拾行李。”
吉米没有生气。他很失望，而且一头雾水。我突然主意已定，决定远行，也许是这些让他担心，也许那听上去匪夷所思。不管怎样，他只是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便让我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重读那封信，调整我的工作安排。我要坐火车去，带一个小旅行包，住在酒店里。我没打长途电话给凯瑟琳·米勒，也不想让她知道我要来。我只是想在那个孩子的神职授任典礼上偷偷混进人群。等我看过玛丽失散的小弟弟之后再决定做什么，寻找合适的时机表明我的身份。我会拿这一切大做文章。
我收拾好行李，做了一些安排，然后预订了车票。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我兴奋得睡不着。即将发生的事太有意思了，就像我闲暇时读过的悬疑小说里的情节。除了阿德莱德的蓝色丝绒盒之外，这封信是唯一的线索，说不定能解释以前发生的一切，解释玛丽为何会在多年前的那个早春突然乘火车来到阿格斯。我把丝绒盒也放进行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这样做合适。我在盒子里放了一张阿德莱德的照片，跟里面的旧典当票、脱落的纽扣放在一起。如果那孩子想知道他妈妈长什么样，我可以给他看照片。玛丽的双手在黑暗中会发出蓝光，这封信曾在她手中，但她的手却没有因信的内容而异常发抖，想到这一点我不禁颤抖起来。
那时的明尼阿波利斯是个好地方，靠着明尼苏达州的粮食和铁路所带来的巨大财富而建立起来。宽阔的大街两边是崭新的人行道，到处都是绿树，一点也不像法戈。即便靠糖、大豆和小麦大赚特赚时，法戈看上去仍像一个四周都是养牛场的小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