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阿代尔
路面上奇迹般地结了一层黑冰后，洪水暴发了。木板四处漂浮，各种垃圾废物缠绕成团，被冲到树上，夹在树枝之间。洪水退去后，人行道上棕色的水蛭晒得跟葡萄干似的，后院和水沟里残留的河泥散发着腐烂的甜腥味。土地干了，但洪水留下的痕迹却清晰可见。牲畜围栏的稻草堆里出现了古怪的蜗牛尸体，皮特车库里的环状霉印高达半墙。刺鼻的霉味让斯塔头痛欲裂，她头上敷着冰袋，在昏暗的卧室里躺了好些天。
有好一阵子，我仍是人们眼中那个让奇迹降临的女孩，肉铺的顾客和邻居会停下来摸摸我，仿佛我体内充满了神圣的电流。我也希望自己拥有神圣的力量，期待不寻常的事再次发生。但他们的抚摸并没使我的生活有任何改变，没有好运，没有转机，也没有突然降临的神恩。再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因此旁人不再触摸我。我又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女孩，随着年月的增长，我在镇上居民的眼中甚至连平凡的女孩都不如吧。
我清楚自己相貌平平。我的脸很宽，肤色苍白，长相不只是普通，而是不起眼，但我的眼睛除外。我自认我的五官中最好看的就是眼睛了，我的眼球是浅棕色，略微偏黄。自从上次滑倒后，我的眉毛再也没长出来，但这倒更能凸显我的眼睛。我头发稀疏，但黑得像柏油浇在了头上。虽然我学着斯塔用啤酒和鸡蛋洗头，但我的头发依旧很稀疏，只能编成铅笔粗细的两条辫子。几年来，我一直捡斯塔的旧衣服穿，将衣服加宽、改短，然后我再穿上看是否合身。那时我毫不在意外表，即使我浑身散发出灌肠桌上的白胡椒味，那又怎样呢？至少我拥有店铺，拥有皮特、弗里兹和塞莱斯汀，虽然塞莱斯汀时常嫌我邋遢。
我说话总是很唐突。我为人固执、情绪阴郁、喜怒无常，无端发脾气。尽管经过思考，我还是会说错话。在学校时，我一说话孩子们就会转身离开，或者露出吓坏了的表情，这让我很苦恼。但我不会道歉，而且我也实在没理由去道歉。明尼阿波利斯的看台上、货车上和阿格斯操场上的种种经历对我影响颇深，让我变得与众不同。我很有自己的想法。临睡前，有时我会向窗外看，阿格斯的夜景很像寄给妈妈的明信片上的景色。那画面很小，只是地球上经线和纬线的一个交叉点，不管是冰河期的冰川，还是一场洪水，都可以将它毫不费力地抹去。
我生活的小镇以及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越发无关紧要，但塞莱斯汀不一样，她对我尤为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还有皮特和弗里兹，甚至斯塔，尽管我在她心中没那么重要。我们从未喜欢过对方，只不过是相互忍耐罢了，一直忍耐到习惯对方的存在为止，这种感觉只有同住一个房间的两个人才能体会。一个又一个夜里，我们在梦中交流，在梦中搏斗。大脑在梦中释放的频波在我们周围振动。但一到天亮，我们又幽灵般地和平相处了。
和塞莱斯汀相比，或许我和斯塔走得更近，虽然平日里斯塔的一些做法让人难以忍受，比如精心保持苗条的身材，用刻意的嗓音说话，抬起一边眉毛示意我闭嘴，真受不了她。只有塞莱斯汀来店里时我才松一口气，她学还没有上到一半就辍学了，在电信公司找了一份差事。这份工作似乎让她成熟了，但我和她相处依旧很放松。
那些日子里，瘦瘦高高的塞莱斯汀格外漂亮。她脱掉长裙，穿上定制的西装，挎一个挂肩皮包。她大步迈入厨房时，像男人一样帅气，她的声音低沉而有穿透力。现在她也和弗里兹姨妈一样，抽总督牌香烟。我们并肩而坐，一起听语音信箱，听她抱怨上司。离开时她还会在走道上点燃一支烟，抽完后才坐拉塞尔的车回去。出门时，她还叼着烟。
我曾经总幻想着塞莱斯汀的身高能匀给我一些，但我到十八岁就不长个儿了，现在也很矮。有一阵子我很沮丧，因为我发现如果是我当柜员，就只能透过玻璃柜台接待顾客，而不是在柜台上。
这间店面是我完美的家。房子只建了一层，地板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地底下埋着热水管供暖。厚厚的墙上涂满灰泥，灰泥上刷着光滑的有光泽的白漆。由于门道是圆的，房子看起来仿佛是在小山中挖出来的洞穴。阳光透过厨房的纱门照射进来，格外刺眼；但透过厚窗玻璃照进屋里的阳光却如水一般柔和。顾客们喜欢在纱门旁聊天，在那儿，如果朝弗里兹的花园和宽敞的后院看，可以看到牛羊在围栏投下的阴影中走来走去，在沉重的枕木中时隐时现。
皮特把成串的香肠端来给顾客试吃，顾客们将香肠夹在苏打饼干或是白面包里，细细品尝风干烤肠、熏烤香肠和瑞典烤肠的风味。客人们身材高大，他们中有德国人、波兰人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的手很粗糙，喜欢评头品足，有时因为牙疼，有时因为假牙的基托不合适，他们咬香肠时小心翼翼的。他们灰白的毛发不知从身上哪个部位冒出来，双手畸形而粗糙。在宰杀的日子里，就算他们浅色的眼睛抬头看到斜槽里的猪被割破喉咙，他们也完全不会将视线移开，说话的声音也丝毫不会颤抖。
有时，我在店里等顾客上门。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弗里兹在大房间里切猪肉，或把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