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科兹卡
我从没结过婚，但我确实有个女友，阿格斯的人都叫她“费弗死去的可怜甜心”。透过玻璃看去，照片上她的脸长长的，脸色苍白。那张照片镶在抛光的黄铜相框里，照片里的她注视着我的客厅。客人们会询问我收藏的喜姆娃娃 [1] 、架子上的礼品汤勺、冰铃 [2] 和水晶铃铛，但他们不会问我任何“死去的可怜甜心”的事，只是在欣赏我的收藏品时，他们会在她的照片前驻足，好像在向她致敬。
其实，我不认识照片里的那个女人。
这张照片是我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型农场拍卖会上买来的。她的照片装在盒子里，放在一堆空罐头、针垫、黄油碟和有裂纹的花瓶之间，我出价五美元把它买下。不管她是谁，她突出的下巴、干裂却年轻的双唇和整齐的卷发都足以使她成为阿格斯传奇的一部分。我为她编造了不少足以乱真的小故事：她得了脑炎。那个年代，如果你周围有马，得这种病很普遍。她昏迷不醒，最终与世长辞。她的双脚也是修长的，与下巴相称，她个子高。
有了这位死去的可怜甜心，我就不用结婚了。我穿梭于女人之间，可以和阿格斯的寡妇单独共进晚餐，有的男人还酸溜溜地暗示我，说我吸引了他们太太的目光。小镇上的人早就觉得我永远都不会把那张照片从客厅的墙上取下来。
“他忘不了她，为她着迷。”人们这样说。
我住在一个地势平缓的山谷里，这儿没有树，种着甜菜。这儿的气候并不温和，可以说是极端恶劣。不过，我喜欢暴风雨和各种糟糕的天气，因为遇到这样的天气，我就有理由赖在床上，读读间谍和犯罪小说，偶尔打个小盹儿，听听风声。那声音就像一只大手在拍打我的房子，砰！砰！房梁和看不见的钉子被吹得吱吱作响，不停摇晃。这地方离镇上很远，从阿格斯一路向北，除非必要，几乎没人来，但我从不后悔把房子建在这儿。这儿景色优美，我能看到灰色与棕色相间的荒凉的地平线。我在这儿建房，原本是希望能带动更多人过来建房，但后来发现仅有的几位邻居之前一直住在这儿。离我最近的邻居是塞莱斯汀和她的孩子，她哥哥不幸中风，现在只有她们母女二人一起生活。
但现在，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华莱士·费弗，是商会、甜菜推广组织、乐观主义者国际组织、哥伦布骑士会、公园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组织的会员。除了支持B大调钢琴俱乐部和管理镇上的游泳池以外，我将甜菜引进了这个山谷。虽然甜菜还没能成为经济作物，但它和美国玉米一样，都能提炼出纯度较高的白糖。
不少人反对引进甜菜这个提议，这是必然的。农学家们重视周期性规律，对创新半信半疑，而我追求改变。为了说服他们，我和农业合作社搞好关系，挨个拜访各个地区的农场主。我喝过黑刺李杜松子酒、荷兰杜松子酒和叫不出名字的私酿酒。在镇上，我处心积虑地参加各家兄弟会，因为他们的成员手握实权，像雄鹰兄弟会、驼鹿兄弟会、吉瓦尼斯俱乐部，还有麋鹿兄弟会等，我得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样一来，我消息就灵通了，逢人就握手致意，我们分享秘密。我告诉他们，甜菜不是普通的农作物，它是自然与技术的完美结合。甜菜根就像原油，需要加工，因此需要炼糖厂。它能带动地方产业，人人都会受益。
1952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日用品、农作物和牲畜大会上，我接受了甜菜这个点子。听众中很多都是推销员，但没人比得上卡尔·阿代尔。
卡尔·阿代尔的吸引力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地深入我的骨髓，我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坐在吉瓦尼斯俱乐部，吃着顶级肋排和另一个男人刀叉上的童子鸡肉，真是疯了。不过我感到诧异，仿佛云层被吹开，本性终现，原来我是同性恋。
遇见他之前，我从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像费弗家族一样从不满足。我们家族来自鲁尔山谷 [3] ，也许从那时起，就对白色的生甜菜带有家族记忆。到了美国，我们不停搬家，总是抱怨生活不如意。最后，我们自作自受，父亲的事业破产，姐姐们成为终日喝酒、打发时间的农妇。我去明尼阿波利斯前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里的特例。
卡尔跳上弹簧床开始疯狂跳跃，我吓了一跳。我本想找些共同话题，我问起他妹妹，这戳到了他的痛处。但当他把他妹妹的名字告诉我之后，我就不怪他了。读小学时我就认识了玛丽，她冷酷无情，我亲眼见过她慢慢折磨斯塔·科兹卡，像扯羊毛毯上的羊绒线一般扯着斯塔的神经，搞得斯塔精神崩溃。那时斯塔的精神病发作过一两次。玛丽很精明，人人都知道她既能把东西搞到手，还能把东西守得住。这一点我多少明白，可卡尔并不明白。
卡尔在床上弹跳时，手都能碰到天花板了，但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受伤。我担心他弄坏东西，比如压坏床垫里的弹簧，或者把床弄散架。可是随后的一幕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都清晰可见：卡尔穿着黑色紧身裤，弓着背，领带飘在空中，酒店华美的锡制天花板上倒映着他的身影。
然后他撞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