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我习惯事无巨细，甚至亲自设计海报、撰写标语。我深夜还在撰写新闻稿和委员会报告。此外，我还扩充了每周的“身边那些事儿”专栏，包括介绍镇上的各种活动，附上幽默的评论和许多相关的题外话，也不乏我最近出席的一系列活动。
“别再想啦，”我在一个专栏写道，“赶快在日历上记下这段日期：1972年7月8日至12日，这五天您将体验一场娱乐盛宴。游戏、花车、奖品应有尽有，当然还有一位当地的佳人加冕。”
那位佳人将是多特。
唯一不配合的就是天气，不过天气不受我控制。
我们需要一场雨，一场把土地浇透的雨。一开始，雨要慢慢地、持续均匀地下，把干土地的毛孔打开。然后雨停，让雨水聚积，停一两天后再继续下，这样能让水分到达土壤深处，存得更久，而不会太多，也不会太急，以至于在土地上冲出沟壑。我们需要一场温和的雨，一场丰收的雨，一场不紧不慢下整整一星期的雨。我们需要水。我们试过很多办法，试过人工降雨，但第一次化学制剂不对，第二次云被风吹跑了。所有人都在祈祷干旱结束，但却迎来了一连串的晴天。天气异常炎热，土地干涸开裂。这么多年来，阿格斯第一次面临作物歉收和土地抛售的情况。临近七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我已筋疲力尽，神经紧绷。我的体重迅速下降，脸颊都凹进去了。
“你只是有点神经衰弱。”医生这么对我说，给我开了肌肉松弛剂，我没吃。他建议我外出度假，我也没去。我一点都没休息，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内心的愧疚或许让我的身体更加不济。我打印好无记名的女王提名选票，这样镇上的人去银行时都能在银行大厅投票，选出心目中的甜菜女王。然后我把选票收集起来，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和钢笔重填一次，用不同的“×”笔迹，花了整整一夜。在他们投下甜菜女王的终选票时，我也如法炮制。在将结果报告给节日筹委会的朋友们之前，我在卫生间练习了几遍。可念到多特的名字时，我的笑容还是不由自主地扭曲，毕竟我从未说过谎。
情况越发糟糕，旱情没有减轻。有人提议取消狂欢节，但我告诉他们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邀请了州长及州长夫人，还有九个由中学生组成的游行乐队，外加一支精尖摩托车队。我们已签好了狂欢节合同，订好了摇滚乐团和波尔卡舞乐队，还预约了赛车特技表演。现场会有号称猛犸之战的撞车比赛，两辆联合拖拉机进行碰撞比赛，撞到其中一辆报废为止。有一场拖拉机牵引力比赛，还有一队警卫待命，我们本地预备役部队已准备就绪。我对他们说，狂欢节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停不下来。但还是有些人抬头看看干燥、发白的天空，摇摇头，然后走开了。
我不怪他们，因为甜菜种植遇到了瓶颈。可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最终都挺过来了。我更加努力工作。我越发觉得人们面对困难时更需要痛痛快快玩一场，免得时时想着天气，张口闭口都是天气。人们引用法戈天气预报员杜威·伯奎斯特的话，还扯出民间传说中的句子，观察树的年轮和泥沼的深度。终于有一天，河流变成了一条细细的水流，河床裸露出来，上面全是死鱼和陷进去的汽车残骸，连我也希望取消节日了。酷暑耗尽了我的热情，而就在节日前一天，发生了件更糟的事，且那件事本来几乎不可能发生。我终于垮了下来。
那天早上，我在邮局撞见了塞莱斯汀。她正把手伸进信箱取信。
“真没想到！”她思忖着。她手里拿着一张传单。传单上的多特睁大眼睛看着前方，双眼像两股蒸汽一样神秘。上面还印着其他甜菜女王候选人的照片。她们笑容甜美，但长相不容易让人记住。塞莱斯汀手里还拿着一张长长的白色卡片。
“这是什么？”她边说边把卡片翻过来。
卡片上印了一个商标，“艾蒙景观系统”。商标下有一行字：“我在来的路上。”署名是卡尔。
邮局的屋顶很高，便于通风。突然，那屋顶似乎在无限上升，吸收了我们讲话的回音。标着数字的镀铜信箱门变成了无数小玻璃镜，映出我那苍老、满是皱纹的脸。我头顶半秃，浅棕色的头发已花白。现在，连新配的方形金丝框眼镜似乎也成了我留住青春的一种失败尝试。我这样子不能见他，更不能被他瞧见。
时间无法倒流或停止，终于到了狂欢节当天。那天风沙很大，异常酷热。我醒来后比睡前还要疲惫。什么都无法减轻我的疲惫感。这种疲惫感深入骨髓，我知道只能靠毅力撑过这一天。我喝了好几加仑冰镇淡茶，才撑过清早，熬过随后的游行。我手中的防水纸杯越来越薄，越来越软，纸一层层脱落。中午十二点后，饮料里所有的冰都化了，饮料桶里的水越来越多，从压力盖四周不断溢出来。我处于崩溃的边缘，本来轻松有趣的游戏对我来说都成了可怕的挑战，甚至像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好不容易才熬到下午做第一个任务的时间。
狮子会设计了深水炸弹游戏，用来为社区筹集善款。游戏规则很简单，一个人坐在软垫椅子上，椅子下方几英尺处有个又深又宽的装满水的水池。大人物悬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