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马上就轮到我倒大霉了。我觉得自己不必经历这一切，真的不必。我可以飞快穿过卖罐头的摊位，躲进牛棚。我看到垒球场边上有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当我走上台时，镇长、拉塞尔舅舅和公主们已在台上就坐。即便此刻，我还在想也许可以假装抽搐，救护车就会闪着警示灯呼啸而来，穿白大褂的男医生会冲出来抢救我。他们会像抬饲料袋一样，把我扔上担架，再弄进救护车，动作粗鲁，就像对待拉塞尔一样。但我没那么做，因为我脑海中正在慢慢浮现一个更好的点子。
太阳像一个闪着白光的大火球，看台的木板都晒焦了，舞台上的铝制折叠椅热得像火炉盖。我坐下后才发现这裙子不太吸热，也算有点用处。我理顺绿裙子的裙褶，当隔热垫用。我坐在舞台上，在家人和所有小镇居民的注视下，脑海里的计划慢慢成形了，仿佛水到渠成。我看见一条线，阿德莱德奶奶牵着线的一端，而另一端则从我爸爸手里传给了我。这条线就是飞翔。
我知道前方的看台上坐着家人，他们的眼睛像是设好的圈套。但我偏偏不看他们，而是转向拉塞尔。他坐在滚烫的椅子上，嘴唇扭曲，一缕头发挡在额前。他脸上的棕色皱纹深如沟壑，纵横交错，如同干涸的大地。
“我非常荣幸地，”镇长边说边调整了一下麦克风，“欢迎大家参加第一届甜菜节。”
快没时间了。
“女王得飞起来！”我朝飞行员汤姆·B.贝斯克喊道，“这是用来做宣传的花招。快点，起飞！”
他允许了我跳进驾驶舱。我们在垒球场滑行时，我对他说我是驾驶飞机的老手，正在考飞行执照。可当我们上升到大约一百英尺时，我吓得双眼紧闭，把头埋在双腿之间，汤姆很惊讶。飞机左右摇摆，不停颤抖、转动，像狂欢节火箭一样。我失重了，头脑发晕。我重新坐直，张开嘴巴，朝他尖叫，让他放我下去。他不答应。他得在天上写我的名字——我那总共有十个字母长的糟糕透顶的名字。
我慢慢深呼吸，直到透过挡风玻璃，看到外面归于平静，才敢动一下。我微微挪动身体，调整自己，惊讶地发现因为挪动或惊吓，我难受得厉害，已感觉不到害怕了。天空如此广袤，平坦的世界向一侧倾斜，天空和大地漫无边际，这景象让我惊讶不已。犁过的地里升起一股股炽热的气流，每当飞机颠簸着穿过气流，每当想象地上的人群是怎么看着我们时，我就大喊大叫起来。只有这样我才能转移一部分注意力，不让自己吐出来。飞到字母上方时，我喊得特别大声，汤姆·B.贝斯克朝我大喊，说我把他的耳朵都震聋了。我在飞机上干的唯一一件正事就是协助人工降雨。我们飞向正西方，那儿的云层正在聚拢。我一字不落地按照汤姆的指令，把碘化银弹药筒装进信号枪里，然后在他进行仪表飞行 [9] 时，我把枪伸到窗外。我的手握着枪管的光滑部分，喉咙里有股金属味。我注视着汤姆的手，看他的双手沉稳地控制着操作面板，我便集中注意力开枪。一小时后，我们结束了人工降雨，回到看台上方盘旋。
我下定决心，降落时不管多害怕都要睁大眼睛。那样我就可以将景象尽收眼底，俯冲时，我看到疾速移动的大地、狂欢节队伍和露天集市，一切都突然变大，就像一幅模糊的油画。减速时，这幅油画又突然变清晰。我们停在了垒球场左外野区的半圆形看台上。
汤姆拿出写字夹板，开始写飞行日志。他好像没注意到我自己爬出了机舱，或许他讨厌我，巴不得我赶紧离开。但我双脚踩在了大地上，开心极了，所以不在乎汤姆·B.贝斯克的反应，也不在乎周围的空气多么闷热潮湿。我又被裙子裹得喘不上气了。裙子被汗水浸湿了，穿在身上发痒，像是黏了一张满是芒刺的床单。但我依然可以飞奔过三垒线，我要回家。起初我重心不稳，踉踉跄跄，但没一会儿就调整过来了。舞台上空空如也，椅子横七竖八地放着，彩带也掉到了地上。看台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他们边乘凉边吃着鸡腿和派。没人对我指指点点，也没人注意到我。他们没有起立欢迎女王，也没有激动地朝我尖叫，这是我没想到的。镇长走了，公主们走了，拉塞尔走了，华莱士走了，就连玛丽姑妈也走了。我被暴投 [10] 的垒球打中，停下了脚步。
我在飞机上时以为他们一定会倒吸一口气，大喊大叫，用手遮住眼睛并祈祷。我以为他们会一直等我，或者至少等飞机安然降落。但他们没有。
我感到孤独时才会有这种并不完全正确的想法。但我被遗弃而产生的孤独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当我站在那儿更仔细地看着看台时，我看到有个人在等我。那是我的妈妈。刹那间，我想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凝视着她。她皮肤粗糙，脸庞像矿石般具有磁性，深深吸引着我。深褐色的眼睛虽长在深色的面孔上，却饱含期待。我从她眼中看到了母爱的力量。她沉甸甸的爱让人无力承受，像个不断铺开、变大的包袱，还像我身上这条不可理喻的破裙子。那爱让人羞愧难当。我向她走去，仿佛被她牵引着，不能自已。她走下台阶，站在休息区旁，把那束有些萎焉的玫瑰递给我，半开的花朵无力地顺着花茎耷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