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认为，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
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
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鄂西苏区，被
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卢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
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
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
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
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
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
揭发了一件事：“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
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这就是毛泽东23 日
讲话中，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
余秋里的发言中，也对彭德怀的信提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说“浮夸
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浮夸作风在某一个时期，
某一个地点是有的，不能说是吹遍各地区各部门。同时，成绩的确很大，
并不是谁瞎吹。对于吹，要有分析。第二，“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不能这样说。我们有缺点错误，群众固然有意见，但是群众也的确承认我
们去年的成绩了不起，群众是高兴的。
柯庆施17 日的发言，根本没有对彭德怀的信正面提任何意见。就得失
关係，只是说，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
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说1959 年华东428 万
吨生铁任务，就是要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洋群”设备完成的。群众对缺
点的意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正如上海工人说的：“只要向
我们说清楚，我们哪里是要捣国家的蛋。”“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
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说农村粮食真正紧一点的
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
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作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
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的关係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了不得。
在柯庆施这个组的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
怀的信中的观点。他说，从甘肃去年的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甘
肃去年的粮食落实数字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粮食真正紧张的有 7
个县，主要是不会过日子，疏忽大意，对粮食问题抓得晚了，对仓库也没
有管好。由于粮食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同志就怀疑到去年大办钢铁对不
对？说炼钢任务大了，划不来。这些看法虽然不是多数人的，但是有一定
的代表性，必须在认识上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团结。张仲良举了甘肃的例
子，说1957 年甘肃铁一吨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 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
炉，培训了四万多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铁，又炼了人，不花点学
费，是办不到的。他说，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没有去年的群众运
动，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
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的观点是错误的，“有
失有得”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
李井泉也没有对彭德怀的信发表意见。但在后来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我
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有一个俱乐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来对付
你们那个俱乐部。20日的小组会上，《简报》反映，他只谈了公社问题。他
是从供给制这个角度，评价公社优于高级社的。他认为发生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所有制和“吃饭不要钱”两个问题上。把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很快
变为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步子迈大了一些。“吃饭不要钱”，看来全国普
遍实行也有问题。北戴河关于公社决议中，“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工
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精神，仍然保持着。他认为高级社的评工分制度虽可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社员收入悬殊很大，有30%超支户，需要救济。这是
干部、群众容易接受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社会基础。“我对于这点寄
以极大同情。有的高级社不按国家计划，偏重种植价值高的经济作物，这
也是高级社所有制的缺点。因此，应当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